佐藤春夫传统回归意识下的佛教认知

佐藤春夫作为耽美主义的代表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昭和时期的日本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通过佛教视角探寻救赎的出路则成为该时期佐藤春夫文学的主题。在此期间,其文学中的佛教认知是基于对日本净土宗鼻祖法然的崇拜和传统回归意识展开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连载于《东京日日新闻》的《掬水谭：法然上人别传》。该作品在推崇法然思想的同时,以平安末期之动荡不安影射昭和时期的日本社会。其中,法然思想的民族属性和传统价值正是佐藤春夫在昭和时期透过佛教回望古典、强调传统精神的根本要因。作为耽美主义、“日本浪漫派”代表作家的佐藤春夫,其传统回归意识下的佛教认知在彰显独特个性的同时,亦反映了昭和时期日本文坛的时代共性。     

郁达夫初期小说创作与佐藤春夫

1923年,郁达夫在《海上通信》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位友人对他说:“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春夫在日本的地位一样。”他听了叫道:“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诚然,在谈到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初期小说(1925年以前创作)的影响时,我们不应忘记田山花袋,永井荷风和葛西善藏的名字。而佐藏春夫对郁达夫初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无异远远超出了以上几位作家。用郁达夫本人的话说就是:“在日本现代小说家     

王蒙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和美国黑色幽默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西方文学在中国解冻。中国作家接触到了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当代名作家王蒙为了更好地表现今天的社会和生活,对西方的文艺形式和手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一些评论家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意识流手法;另一些评论家将他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源泉是:(1)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对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对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产生了影响;(3)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留日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4)郁达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失衡使他产生了创作上的冲动.     

文档碎片——鲁迅、郁达夫的小说

鲁迅小说藉着独特的形式,用精神分析法,以"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把他对人生、社会、新事物的看法和感情表现出来;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在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和叙事语式上表现出多种相似的审美特性,但是,文化特质的差异,使他们的作品又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生活内容和社会内容.     

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

自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问世,特别是他公开表明在理论上赞同法朗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后,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有的说,他的“自叙传”是“个人生活的写照”;有的说,他的小说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来源于日本的“私小说”;日本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则认为,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一样地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笔者认为,郁达夫创作虽然大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身边琐事,但不能说是“个人生活的写照”;他留学日本,在日本民族文学     

传承与变奏--《田园的忧郁》与《沉沦》之比较

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为创作题材。其写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创作倾向的影响。在《沉沦》中,我们分明地能看到日本私小说作家佐藤春夫的小说《田园的忧郁》的影子。然而,《沉沦》的“忧郁”缘于郁达夫对祖国孱弱的感触和对国家振兴的渴求;而《田园的忧郁》的“忧郁”,仅仅表露了作者个人人生的无聊,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危亡的忧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沉沦》突破了《田园的忧郁》的写作意境,实现了主题的变奏。     

有岛武郎创作中的基督教思想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文学“白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为探索人生的奥秘而成为基督徒,随着对社会、宗教认识的深化而告别了上帝。但基督教的“罪与罚”等思想意识却是他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他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有岛武郎的作品中,他以艺术化的手法演绎了近代社会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基督教文化的“罪与罚”理念的冲突,提出了人类拯救与自救的命题。     

修辞学的第三视点——论佐藤信夫的“修辞感觉”

西方古代修辞学曾作为辩论术和诗学,即作为赋予语言以说服功效和审美效果的双重技术体系,由亚里士多德集大成、并由近代欧洲继承下来.日本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佐藤信夫指出,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这种二重作用的流行观点中有一个被忽视的地方,这个被忽视的地方至今尚未被人们发觉,这就是基于"修辞感觉"之上的"发现(创造)性认识的造型"功能,即修辞学的第三功能.佐藤的一个重大创见在于:弄清被遗漏的这一方面,从而达到某种自觉的所谓"第三视点".在<修辞感觉>一书中,佐藤信夫始终以修辞的"感觉"这条逻辑线索贯穿于直喻、隐喻、换喻、提喻、夸张、列叙、缓叙等七种最主要的修辞格的阐述之中.佐藤信夫立足于语言感觉的创造性去发现一切认识活动和审美活动的隐秘根源,力图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建立一个具有认识论色彩的修辞本体论体系,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修辞理论开辟了独特的道路,也为我们立足于汉语民族特色创立自己的修辞学理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打开心灵的窗户——评心理现实主义在《人树》中的运用

澳大利亚文学巨匠怀特在《人树》中淡化了传统小说中情节要素。他通过运用“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按照人物心理变化的轨迹来完成创作。他使用了意识流、象征等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内心对外部世界变化所作的反应 ,由此读者也了解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     

论写情小说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承继与解构

问世于20世纪初的“写情小说”,文本呈现出“联系古今”、“融通中外”的特点。“联系古今”表现在作品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婚姻、伦理道德观念予以继承的同时,融入了作家对当下时局、政治的关照和对新的文化背景下的婚姻问题的思考;“融通中外”则体现于小说沿用传统艺术手法的同时对西方小说艺术手法的借鉴。对传统的继承使才子佳人小说的余韵得以在写情作品中体现,新思考的融入和对西方小说艺术手法的借鉴,对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来说,则又是一种变相的解构。     

象征手法表现的雕塑美感——以横光利一的代表作品为中心

日本新感觉派起源于1924年,创作理念着重于通过各种新奇的表现手法,目标是颠覆日本传统自然主义文学,创造出文学作品的新感觉的文学流派。由于其产生深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中注重实用象征等表现手法突出主题,而代表性作家横光利一认为文学就是用象征等各种手法的雕刻艺术,其两部代表性作品《苍蝇》和《头与腹》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更是达到极致,本文主要围绕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以挖掘其象征手法创作的魅力所在。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思想家歌德

歌德的思想涵盖了宇宙、人生、社会、政治、文艺以至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 ,丰富、博大、深邃而且超前 ;他以诗剧《浮士德》等一系列作品表现的浮士德精神 ,更集中体现了整个西方的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歌德第一个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构想为例 ,阐明歌德思想的超前、博大等重要特质。     

“观照”概念的现代转化与近代日本美学的东方传统

[提要]“观照”是东方佛学术语,也是东方传统美学的重要概念。近代日本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们较早使用“观照”来阐发自己的美学理念,其中岛村抱月提出“观照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是艺术的“大乘之境”,强调“观照”所具有的“东洋趣味”;长谷川天溪站在现代社会“幻象破灭”与“幻象重建”的角度阐述“观照”美学,提出了“幻象观照”和“自我静观”论。同时,有评论家用“观照”论评论夏目漱石的作品,也有美学家用“观照”来对译西洋“aesthetic”（审美）一词,其中竹内敏雄把东方“观照”与西方“审美”加以融合,冈崎义惠在“感动”与“观照”的概念关联中阐发“观照”的东方特性。由此种种,“观照”在日本现代美学中完成了由传统东方美学概念向现代美学概念的转化。     

“他者”现象在殖民游记作品中的表现特征

“东方”几乎是欧洲殖民者的一项发明.在他们眼中,东方是一块神秘、浪漫、险象环生的风水宝地.在殖民时期,西方对于研究东方的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等便颇感兴趣.西方人来到东方(此处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等非欧美国家和地区)探险和考察,写下大量关于东方的旅游札记.这些游记作品反映了西方对东方的兴趣,揭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强权关系,并在许多方面视东方人为“他者”而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作者们往往以一种正常化的力量、权威性的面孔出现,通过采用介绍风土人情、描述风俗习惯的手法,筛选主题和形象,确定背景和场所,采取某种叙述口吻和方式,运用某些结构和词汇,把那些从外貌到内在都与他们大相径庭的非西方人归类为“他者”而加以排斥.“他者”形象在殖民时期游记作品的写作特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仅从以下各例,读者便可对“他者”现象略见一斑.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曾被人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与佐滕春夫一度友情甚笃 ,后因佐滕春夫发表反华小说《亚细亚之子》 ,两人反目成仇。但佐滕春夫作为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 ,在创作上仍然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 ,更是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的创作     

浅论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欧化之路

“文明开化”政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行的三大基本国策之一,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文明开化”包括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科学技术、及生活习俗等诸方面内容,本文试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改革的一个角度来探索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渊源。     

浅析梁启超功利主义伦理观对边沁功利观的扬弃

20世纪初,正值近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作为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许多观念都带上了西方观念的色彩,他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边沁的影响,即重视“利己”,并强调在“利群”之上的“利己”。但同时,梁启超又不是全盘接受边沁思想,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在借鉴西方另一功利主义代表穆勒和日本加藤弘之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以“爱他心”为基础,把利己与利群相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