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媒介化趋势下新闻传播学科再定位和再调整

当前利用网络平台从事传播活动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新时代人才培养角度看,传统新闻传播知识与技能已不能适应职场竞争的需要,新闻传播教育急需改革。在全民媒介实践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需要认清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新闻业蜕变与新闻传播职业分化重组带来的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困境,超越一般的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知识整合力,在深度和高度上再定位、再调整。强有力的整合力,可以促进学科之间、学界与业界的交叉融合,推进“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     

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文章着重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和跨学科比较分析。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新闻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在“文化输入”和“文化适应”中不断进行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后,学界经历了从借用国外传播学理论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过程,期间出现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学派”“学科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等争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强调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开启中国阐释,形成中国学派。文章最后结合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构成两大症结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提出应通过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闻执政”模式研究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新闻执政”媒介,已经参与到政府的“新闻执政”战略中,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绩效.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推动了网络技术在我国“新闻执政”领域的应用,当前,应当在吸取国外利用网络进行“新闻执政”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舆论引导模式、危机传播模式、舆情监管模式、政府公关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推进新时代的“新闻执政”工作.     

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价值的创造及发展趋势

研究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价值的创造及发展趋势,要准确理解马克思对于商品价值内涵的界定及分析逻辑。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期,各种产品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为非自动化生产,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和全面替代人的劳动,自动化生产将成为产品生产的基本方式,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的属性逐渐减弱,而此时社会还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生产力发展基础和所有制基础,需要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用来交换的由自动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可被称为“类商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体制可被称为“类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向未来非商品经济社会过渡的产品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     

试论民间文化层面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最根本的思考应当是制度保护,只停留在呼吁阶段的保护不能产生实质性的意义。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角度来说,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的关键是正视这种知识的存在以及对其知识创新的认知。本文以小传统知识为轴点,认为确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客观存在是确立对小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条件。在知识创新的概念之中,不以其主体的社会层次为划分标准,小传统知识不应因为其创新主体属于下层而影响其制度保护。然而,在以往对知识创新的认知和保护过程中,制度却人为地按照知识创新主体的社会层次的不同对知识创新的完成区别对待,仅对精英文化(上层文化)给予重视。对小传统知识认知的欠缺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两个层面上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欠缺。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教育转型论纲

新时期我国教育经历的是转型性改革和发展。理论界关于教育转型有“文化转型”、“历史形态转型”、“知识转型”三种瑜瑕互见的理论观点。我国内地应被转型的“传统教育”不是“近代型学校”,而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学校教育;由它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的教育,这是当代中国教育转型的实质。教育转型的根本旨趣落实到实践环节中,首要的是育人目标的现代转型。     

知识规则论:诺思制度经济学解读

作为一种“朝向经济事实本身”的“复杂性理论”,诺思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是“知识规则论”。知识与规则的实践互动,“知识—规则”与人口、资源、技术、资本的多层次“解释学循环”,构成诺思理解经济现象的核心框架。从“知识规则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诺思制度经济学的本质、特点、创新之处及其“潜在可驳性”。诺思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构主义的。在哈耶克“自由秩序理论”语境下,建构主义有其“潜在可驳性”。在经济哲学视野中,以经济绩效为目标的诺思制度经济学,可能适用诺思自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评价——“已经将一个基本矛盾铸入其模型之中”。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类美学论纲

类美学是人在与自然互动走向类化的过程中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反思的理论体系 ,是人的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形态的以人与自然共处为核心内容的理论形态 ,是以否定的方式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美学学说。从类美学的意义上去认识生命不能将它等同于生物所具有的活动能力 ,而是使人的生命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 ,是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和赋予价值的类存在。类美学是具有超越性质的美学 ,体现为对客观美学、形式逻辑美学和实践美学的超越。类美学的创立对于改变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发展马克思的美学理论 ,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都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创业型大学建设中的学科危机与理性路向

传统学科建设范式导致学科面临一系列的危机，为学科而学科的固化思维导致学科社会断层，为排名而竞争的指标陷阱导致学科知识分化，为建设而建设的技术崇拜导致学科创新乏力。然而，在创新创业的知识社会加速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知识创造价值以及面向市场服务社会需要成为第二次学术革命的核心议题。学科创业转为核心动力、学科知识重组成为应然选择、学者企业家精神框定理性方向是学科与创业型大学之间的关系逻辑。这应作为学科建设的理性遵循，并通过搭建跨学科交叉创新创业融合的学术实践平台、构建大学科创新体系、培育具有公司文化意义的学科组织，在促进大学保持传统经典功能的基础上，以及在可持续变革的轨道中释放学科育人、回应全球公共利益以及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等多重“善态”能量。     

从新闻执政到公共服务：重构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在现代新闻传播体系中,政府新闻发言人理应扮演着政府政务信息发布者、政府诉求代言者和政府危机公关者的角色。然而,从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实践来看,还不时存在着新闻发言人角色缺位、错位和越位等角色迷失的现象。因此,必须结合正在积极推进的政务、党务信息公开,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党”的现实国情,尽快实现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从新闻执政到公共服务的角色重构。     

知识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运作方式

知识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反思和求索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从人的实践存在方式的视角理解知识 ,终止了旧哲学对终极知识的追求 ,也避免了对知识的经验式素朴理解。知识是包含在人的实践存在方式之中的 ,是以世俗的生活实践为基础的世俗的、此岸的知识 ,是创造性地指导人的实践性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在当代 ,知识的运作方式具有了新特点 ,知识创新、扩散和运用具有了全球化的意义。知识运作方式的变化 ,使人的能力的发展具有了新方式     

都市报新闻的“社会新闻化”

以迅速及时、直接简洁地反映事件客观实际的社会新闻 ,以其低视角、亲近感、近距离在以市民为阅读对象的都市类报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传统定义的社会新闻多是以批判或揭露社会中一些不良现象为报道对象 ,如坑蒙拐骗、小偷小摸、违章出轨、色情凶杀等。这样的报道若占据较多的新闻版面 ,势必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秩序稳定的怀疑 ,近而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公信度。以满足市民各方面需求为主的都市类报纸 ,以其定位的平民化 ,拉近了新闻与读者的距离。正是这种平民化 ,才使社会新闻格外受到读者的欢迎。原有对社会新闻的概括 ,是反映…     

知识生产问题研究改进探讨——基于过程与形态的知识生产分析框架

知识生产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但当前主流经济学更关注创新,而忽视对知识生产问题的研究。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和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发展,知识生产活动频繁复杂与知识生产理论落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重新聚焦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改变分析范式,成为指导创新实践的必要。经济学对知识生产问题研究的改进应以知识主视角结合跨学科思维开展,并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认知产生—方案形成—载体知识化—知识化载体组织—载体实现方案”框架下,生产效率、创新增长等问题得到新的解释：知识生产整体效率来自环节效率的提高,技术多样化通过保证环节不断链以避免技术路径依赖“卡脖子”;认知的产出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方案的形成则填充内在可能性空间,两者以不同性质的增长共同构成总增长;载体、组织等形态的变化提高知识产出效率但不直接影响认知产出。进一步地,知识生产将沿该过程进一步分工并形成知识生产的三次产业,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将进一步变化。     

双重挑战下的都市新闻业：“媒介化风险”与“消逝的地方”

新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新闻实践中的“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研究关注。本研究聚焦以重要地方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为边界的“都市新闻业”(metropolitan journalism),从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风险”和“地方”问题入手,探讨了都市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都市新闻业既面临“媒介化风险”的压力,又受到“消逝的地方”这一现代性后果的深重影响。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两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难。尽管新闻学研究近年来经常启用“危机”概念来阐述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业状况,但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都市新闻业可能的创新路径是以复杂关系驱动的创新,即通过制度赋权提升都市新闻业的灵活性和再嵌入地方生活的能力,以此应对双重挑战,更好地激发地方新闻生态的活力。     

论新闻学术共同体对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的贡献——基于学术史的视野

在1978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新闻学术共同体回应新闻实践的现实需要，力图建构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文体理念，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亦即破除“新闻无学论”，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正名”；回应现实问题，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组织调查研究，深化文体变革；倡导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推动文体变革与创新；编撰教材，培训新闻人才，“型塑”新闻文体规范。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研究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高关注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具有其它新闻事件新闻发布达不到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发布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避免相信传言和谣言,进而拥护、支持和配合政府处置危机;有益于媒体在危机事件和公众间发挥正确的桥梁作用,避免恶意炒作,进而站在政府和危机真相的一边引导舆论;有利于政府驾驭舆论,稳定局势,避免危机事件还没有妥善处置,又冒出新的“传播危机”,进而迅速、妥善地处置危机.本文从功能、原则、策略、步骤四个维度,对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     

历史与现实：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讨论）——苏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研究

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苏南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的发展模式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当前,“新苏南模式”的第二重循环尚未完成,制度均衡局面的形成还有赖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苏南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更高层次上完善“新苏南模式”：改革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构建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