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影响。徽州家谱通过编修活动宣扬了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为徽商的经商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家谱的编修使徽商名垂后代成为可能,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内在追求。家谱的修撰还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凭证,使他们能够通过商籍顺利入仕。在家谱成为徽商发展不可或缺因素的同时,徽商也为家谱的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明清徽州家谱编纂的繁荣。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清代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祠产土地关系

清代,徽州盐商利润流向土地,促进了徽州宗族建祠置产的普遍化。因此,着重考察徽商购置土地——宗祠公有地产的内部构造,是蠡测清代土地制度及徽商资本活动的重要方面。一、祠产结构与地权形态棠樾村位于歙县西乡22都9图,东至歙县城15华里。北宋时,其鲍氏始祖文学荣公在此创建别墅。至南宋,荣公曾孙鲍居美、鲍居安率其族人由歙县西门迁徒至此,遂为鲍氏宗族世居之地。     

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研究

徽学已日益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课题。既往的研究 ,主要围绕拥有完整家谱和族产的名族来展开 ,有关无名的小同族的研究却并不充分。年轻的日本学者中岛乐章通过对现存的祁门凌氏文书所做的分析 ,廓清了清代徽州山区小同族的山林经营、纠纷处理、宗族形成等问题 ,中岛的研究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清代中期社会经济变迁及农村社会的认识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明清时期徽州谱牒的编修、防伪与秩序维护——以民国《清华胡氏宗谱》为中心

婺源清华胡氏宗谱个案说明,赝鼎和私售是影响明清时期徽州谱牒编修世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防伪措施则对谱牒编修的谱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不断严密的防伪措施和近似猖獗的赝鼎私售行为,反映了徽州大族与小姓之间对于血缘等级秩序的维护与摆脱之对立关系,透露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信息。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     

试析宋代徽州进士的分布特点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徽州进士崛起的文化土壤.徽州进士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这一特点从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业以及尚文重教之风气成就了婺源籍进士在徽属六县进士中的魁首地位.在姓氏分布上,汉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姓名族占据垄断地位.这些特点折射出徽州经济、教育以及地方宗族制度的历史风貌.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     

试析宋代徽州进士的分布特点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徽州进士崛起的文化土壤。徽州进士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这一特点从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业以及尚文重教之风气成就了婺源籍进士在徽属六县进士中的魁首地位。在姓氏分布上，汉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姓名族占据垄断地位。这些特点折射出徽州经济、教育以及地方宗族制度的历史风貌。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