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南枝》和《我侬曲》的比较研究——兼论雅、俗文学之间的情结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下3400余年,雅、俗两种文学的关系如藤缠树。雅文学的源头是俗文学。鲁迅先生因此指出,俗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所以,“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然而,文学史上也不会雅文学反作用于俗文学的例子。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情结”(Complex)。下文,试举俗文学《锁南枝》与雅文学《我侬曲》之间的“情结”为例,窥探两者之间的厮扭情况。与此同时,对这两首雅、俗诗歌作品,赋予崭新的阐释。     

论敦煌文学的内容及分类

论敦煌文学而不论先唐文学、不论敦煌文学中的传世文学,且以俗文学为主并兼及不少非文学作品是欠妥的。论敦煌文学不能脱离中国文学的大框架。敦煌文学的内容应包括敦煌先唐文学和见于敦煌的唐宋传世文学作品,要严格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辨。敦煌文学分类不应以俗文学为主,而应首先区分传统文学与俗文学两大类,各类再以文学形式分文、诗、赋、词、讲唱等类,此外,应注意唐宋主流文学与敦煌地方文学之别。     

取材隋唐英雄业绩的明清雅俗说部的比较研究

明清小说可以分雅、俗文学两大系统.雅文学一般流布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俗文学则传播于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城市的市民以至农村的各种职业的民众,对此都兴趣盎然.当然,并非绝对如此.例如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应该划归雅文学,“它的语文的艰深的程度,远超过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众的接受能力;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村群众对《聊斋》故事的普遍的熟悉,热爱和神往,只有……少数名作可以与之争席.”(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第1页,上海出版公司)《水浒》是通俗小说的翘楚,但晚明文士却颂之备至,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以至认为《水浒》“奄有丘明(《左传》作者)、太史(司马迁号太史公,著《史记》)之长”;或竟拟之于庄周《南华经》(转引自鲁迅《小说旧闻钞》).雅、俗文学两相对照研究,能够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可供反复咀嚼、玩味.     

要塑造出“真的人物”——《红楼梦》的价值究竟在那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 (一) 《红楼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是个见仁见智、颇费“红学家”们评章的问题。不过,归根结蒂,《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首先应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那些从中看到“淫”、看到     

理想主义激情与殉情主义感伤

郭沫若和郁达夫分别以《女神》、《沉论》,共同显示了创造社作为文坛上一支突起异军的创作实绩,掀起了“五四”浪漫派文学的潮流。但两人的作品风格却显然不同。郁达夫主张“有情写实”的创作手法,赞赏史托姆“带写实风的浪漫派”风格,特别偏爱中外那些具有“殉情色彩”的文学作品。殉情主义——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苦闷、感     

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

<正>说唱文学作为俗文学之一体,伴随着上世纪初俗文学研究的热潮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齐鲁书社2015年1月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清代说唱文学以及中国俗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研究》以清代说唱文学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着眼,从个案入手,取得了一些值得赞赏的成绩。一、宏观视域:研究定位的突破20世纪初出现了“俗文学”研究的热潮,清代的说唱     

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

1.文学有雅俗之分是文字产生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小说之分雅俗起于隋唐盛于宋。宋以后,通俗小说实际上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通俗文学一直处于仆从的、在野的地位。中国的俗文学与雅文学是互补的,俗文学桢雅文学以提高,雅文学赖俗文学以发展。这种交互作用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2.从“五四”始,小说根本改变了它的仆从地位成为文坛的盟主——文学的主要形式了。但小说又发生了新的分化:现代小说适应了历史的潮流;通俗小说顺应了历史的惯性。由于传统和偏见,通俗文学的地位被抹去了,通俗文学被禁锢了。但历史总还要按照它的惯性走下去,新时期通俗文学的涌流就是证明。3.新时期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处理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关系上出现了两种偏颇:“我是上帝”与“读者是上帝”。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     

论早期《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

《申报》早期刊载的文学作品,使该报身为新闻报纸却被赋予浓郁的文学色彩,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大量刊载文学作品的“新闻纸”。这些文学作品对创刊之初的《申报》的立足和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刊载其上的文学作品为适应“新闻纸”这种特殊的传播渠道,在文体上也发生了诸多“新变”,具有了通俗性、新异性、地域性三大特征。整体看来,除了竹枝词等民歌俚曲,早期《申报》刊载的译本小说等,其文学价值都相当有限。但是,这种文学传播方式却给此后的报刊文学以重大启示,且促使近代出现了大量职业作家。     

通俗文学放谈

通俗文学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文学的阵地,占领了广大的文化市场,更冲击着人们的文学观念.一向以新潮文学自许、以走向世界为己任的文人雅士们,面对自己日渐缩小的疆土和备受冷落的困窘境地,不禁悻悻然了:那些以编织故事为能事、以趣味性和娱乐性为旨归的通俗作品也算文学么?在人们的文学观念正在发生深刻更新的新时期,容忍如此陈旧低劣的文学作品泛滥,岂不亵渎了神圣的文学殿堂?然而不幸的是,无论雅文学家们抱着怎样冷漠和排斥的态度,俗文学依然无可阻挡地发展着.于是,雅文学愈雅,背离普通读者越来越远;俗文学愈俗,胡编滥造、低级庸俗之作越来越:雅、俗分流,成为当今文坛的显著特点.     

敦煌文学刍议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和世界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此诱导产生了“敦煌学”。1931年出版的《敦煌劫余录》,首载陈寅恪先生那篇有名的序文,其中有云:“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说:“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学”之称,一般认为即始于此。大致说来,敦煌遗书研究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敦煌石窟和敦煌史地艺文、敦煌汉简等的研究,又分别成为敦煌学的其它组成部分。在敦煌学的研究中以汉文文献的研究开展最早,其中有关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研究更居前列,因而又演化出“敦煌文学”、“敦煌俗文学”等概念。但对于这些概念的内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最初诗歌评点形态的探讨

所谓评点文学，即是在文学作品以外，同时又与文学作品并存的一种文学批评现象或文学现象。如李贺之批《世说新语》、金圣叹之批《水讲传》、毛宗岗父子之批《三国演义》、脂砚斋之批《红楼梦》等，都属此类。评点形式也是多种多种，有旁批、眉批、尾批、题下批、双行夹批等，有的还加有圈或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评点的发展，评点文学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无疑已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的小说批评理论，实胚胎和来源于中国的小说评点。不过，如认真追溯起来，中国的评点文学实际上以诗歌评点为最早，散文评点次之，…     

略论敦煌变文的原型意义

上世纪敦煌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在唐、宋之间的断裂。现代学者多从文学发展的表层形式方面去构筑敦煌变文与后代俗文学的桥梁,然而在这场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普及潮流中,那些讲坛上下的僧俗诸众所建立起的心理契合关系、文化氛围以及传播接受形态,无疑成为后代俗文学孕育发达的酵母和土壤,这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敦煌变文这种特异文化现象,以求揭示它对宋后俗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在因由。     

读约瑟夫·康拉德作品--《黑暗的中心》随感

一 居无定所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海洋文学之父”。 约瑟夫·康拉德出生于乌克兰,出身于文学世家,他的父亲是位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位终身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爱国志士。所以,自小康拉德就受着家里文学氛围和爱国思想的熏陶。17岁时,他在马赛找到一份海员的工作,此后的20年他是在海上渡过的,并且加入了英国国籍。1898年他开始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并于1899年写出了一篇海洋文学的经典文章,那就是《黑暗的中心》。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如《吉姆爷》、《青春》、《台风》、《大海如镜》等多篇脍炙人口的海洋文学作品。早年间在海上与风浪的     

光复前后的台湾新文学

江苏省社科院刘红林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光复前后的台湾新文学”(项目批准号:01BZW039),2005年通过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台海出版社2005年12月版)。当前台湾地区“文学台独”之声甚嚣尘上,企图利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割断台湾文学与“原乡”(大陆)文学的血缘关系,否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一环”这一客观事实。本课题正是针对这一严峻局势,力求通过文学史的梳理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澄清是非,把被“台独”分子遮蔽、歪曲的真相揭示出来。本课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中国文学中的别一景观──谈“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

中国之有“写妓女”的文学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人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但 其思想和艺术，都不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虬髯客传》。及至宋、元，写妓女的话本便在市民和 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曾朴的《孽海花》，应是在中国帝制 的封建社会里写妓女的压阵之作。妓女中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苏小小。唐代妓女 人多，诗妓也多。宋代妓女中能诗而又有志气者当推歌妓严蕊。明代妓女中出现了散曲家。在妓女 出身的文学家中，要算明清之际的柳如是最为有名。她的作品，为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作了很好的终 结。“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都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间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文学史著述中影响极大的一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它不仅在大陆被确定为"部颁教材",在台湾地区也是最为普及的一部。这部书在台湾学术界影响之大,下述两个事实是有力的说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台湾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往往潜在地包含着"影响的焦虑",即如何摆脱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史观",或者说核心的思路和体例。叶庆炳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个案。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突破现状时,一个时常采用的策略是向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发难,其中龚鹏程的发难颇具代表性,他明确否定了刘大杰的进化论"史观"和"以平民文学为优,谓贵族文学为僵化之作品"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地区的存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