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西夏遗民诗人王翰与东南文化

王翰是元代迁居东南地区的第四代西夏遗民,主要生活在安徽、福建、广东等东南地区,入明十一年后,自杀殉元。王翰为研究元末明初西夏遗民生存状况提供了范本。东南地区的人文与自然环境都深刻影响了王翰的思想、创作,在王翰的多族交游网络中,吴海对王翰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深刻。东南地区理学之风甚盛,为王翰理学思想的形成营造了大环境,王翰的理学思想体现在孝道、忠君爱国等方面。王翰的山水题材的诗歌彰显了他的理学精神,其诗歌带有东南地域色彩,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王翰及其诗歌考论

王翰以《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诗跻身中国文学史盛唐前期重要诗人的行列。王翰其人个性鲜明,其进士及第与被贬流宦的生平经历颇多传奇色彩;传世作品尽管有限,然却成就不菲、影响深远。王翰诗歌尤以对于七言诗歌这一体裁的积极开拓和卓越诠释称著,诗人勇于把握时代脉搏、占据潮流前沿,善于结合自身特质,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风貌。     

论羌族情歌对美的追求

从口语化的诗歌语言、本土化的表达方式、民族化的审美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了羌族情歌所具有的多样性、民族性、诗歌性、口语化等特征,通过分析羌族青年男女之间表情达意的情歌,展示了羌族人民自古喜爱用“歌”表达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民族特色。从歌词的结构表现、题材选择、语言表达、音韵构成等方面,论述了羌族情歌在表达对美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对人们了解、认识、研究羌族情歌,扩大其传播、影响及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盛唐气象的曙光

盛唐前期,王湾、王翰、贺知章、张九龄等人活跃于诗坛.他们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各具,异彩纷呈,共同辐射出盛唐气象的曙光.     

论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史价值

羌族历史上的第一部长诗《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应邀入幕松潘时,对松茂茶马古道的山水风景、风俗人情所作的系统性的诗学描述。建国后虽由于种种原因湮没民间,但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歌的最后一首边塞诗和迄今为止唯一系统叙述松茂茶马古道历史的万言长诗,及其奇特的诗歌形式,亦应有其文学史的地位。《松游小唱》对于诗歌发展史和川西民族地区各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史料与文学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深沉的反思 热切的企盼——当代羌族青年诗人论

羌族青年诗人李孝俊、何健、余耀明诗作较为集中地代表了新时期羌族诗歌基本创作倾向与特色 ,通过本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生活题材 ,演绎其坎坷曲折的奋进历程 ,揭示羌人独特的心理素质与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 ,以及深沉的反思意识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风格朴实清新、热烈奔放 ,具有鲜明的羌山民族意蕴和乡土气息     

重陪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

朝鲜著名学者李珥出使明朝的诗歌作品,充分而又细腻地表现出他来华后的心情意绪。诗中有他在异邦旅行时的孤寂忧愁,也有他对中国礼义文化的倾慕衷情;有对明朝军防窳败的担忧,也有对京师恢弘场面的神往。透过李珥的这些诗歌作品,我们可以发现16世纪朝鲜士大夫对于明朝的复杂心态。     

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

朝鲜著名学者李珥出使明朝的诗歌作品,充分而又细腻地表现出他来华后的心情意绪.诗中有他在异邦旅行时的孤寂忧愁,也有他对中国礼义文化的倾慕衷情;有对明朝军防窳败的担忧,也有对京师恢弘场面的神往.透过李珥的这些诗歌作品,我们可以发现16世纪朝鲜士大夫对于明朝的复杂心态.     

羌族情歌的英译研究

羌族情歌中口语化的歌唱形式,羌民族地方色彩化的韵味,表达着自己独特的美学情趣.翻译活动在羌族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信息媒介沟通的作用.羌族情歌英译中音韵美的移植,使用英语诗歌中韵律,节奏,拟声等手法.文本,译者,听众,社会现实在翻译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为优美的羌族情歌在异域环境中获得新生而服务.     

灾后重建与羌族灾难观的重构

灾难观是人们关于灾难的认识与观念。羌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适应羌族地区生态环境、预防与应对各种自然灾难的观念,并且在具体场景中指导人们实践。可以说,羌族灾难观是羌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羌族人民生存和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不过,当灾难一旦超出已有的经验认识范围而又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灾后重建时,原有的灾难观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强力冲击。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进程中,现代科学观念的强力进入、抗震标准的强制实施,高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受援条件的限制等,不仅与羌族原有的灾难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并在具体实践中如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建筑材料与结构的抗震性,生计方式从多元互补到结构单一,避灾仪式的删繁就简与时空转换等等方面,重构了羌族的灾难观。羌族灾难观的重构对于羌族社会的意义,尚需时日观察。     

谈曹溶词故国之思的意象表现

曹溶是清初著名浙江词人.他的词表现了深沉的故国之思.由于他贰臣的特殊身份,这种故国之思多比较隐晦.词人往往采用一些隐含故国之思的意象,如南国、汉宫、落花等意象.由于宋和明的相似历史命运,曹溶还大量使用了与宋朝有关的意象.     

论清代台阁诗人——陈廷敬——兼及古人做官与做诗的关系

清康熙帝称陈廷敬“姚房比雅韵”，史称陈廷敬为“燕许大手笔”，都以陈氏为“台阁”诗人优秀之选。陈氏一生为做官而做诗，长期处于做官与做诗的矛盾之中，不断地戒诗，又不断地做诗，从而在官越做越大的同时，“诗未因官减”，并不时在“颇觉风流似牧之”的诗人感受中写下优秀的诗篇，使其作为诗人的成就，并高官、理学而三，在清诗中自成一家，尤能于清代台阁诗人中独领风骚。     

论明末天才诗人夏完淳的诗歌创作——中国文学史上“天才序列”中的“特例”

夏完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诗人,集才士与英雄于一身.他不仅是明末云间派后进之领袖,就是在整个明末诗坛,他都是一颗闪亮的巨星.明清易代之际,夏完淳参加了抗清斗争,在残酷的现实中,他长歌当哭,渐渐摆脱了拟古习气,而呈现崇高一路的美学品格,诗格老成,得盛唐之伟丽.夏完淳少年英锐之气与老成之诗格相反而相成.夏完淳是有人气的英雄,并具有多元的情感世界.夏完淳是中国文学史上天才序列中的特例.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王翰遗民心态初探

王翰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元亡后他屏居远迹,栖止龙泉,一直处于压抑苦闷的愁绪中。他通过对贞洁之物的吟咏来传递其对故国的坚贞之情,通过醉酒、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等方式试图缓解这份故国愁思,但这都没能让他最终从故国的哀伤中得到解脱。聘书至门后,完成延续宗嗣的孝的使命后的王翰毅然选择自刎这一激烈行为报君亲恩,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李梦阳“真诗”理论探源——“真诗乃在民间”命题的提出时间及由来

李梦阳在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自序中,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诗学命题,这一认识在其后的诗文中被多次重申,可视为李梦阳成熟的诗歌理论。李梦阳早年大量拟作汉魏乐府和民歌,记录了他在“真诗”道路上的可贵探索。因失望于文人学子的韵言而转向民间寻求真诗是李梦阳诗歌崇尚真情的必然走向,从自发到自觉。“真诗”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尊情抑理的思想意义。     

浙东布衣歌手沈明臣

沈明臣出身于宁波栎社一大家望族。明嘉靖年间．明臣一度曾与徐渭同为兵部右侍郎胡宗宪募客。此后,他先则浪迹于吴、楚、闽、粤之间;后归故里,成为两上草野骚客之领袖。他作诗七千余首,既有慷慨铿锵之作,也有满目琳琅的小品,尤擅古体歌行;其寄慨抒怀之作曾脍炙人口,可称得上晚明浙东“独鸟鸣春”的布衣歌手,其门人屠隆,后辈文人钱谦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都曾在著述中对其多有褒奖。     

清代词人邹祗谟行年考

邹祗谟为清初著名文士,初以《诗经》题经义著名,后以诗古文辞与董文友、陈椒峰、龚琅霞并为毗陵四名家,最工填词,有《丽农词》及词话《远志斋词衷》,又与王渔洋同编《依声集》,于清初填词风气影响至巨。其填词三书虽为学者所重,但生平事迹湮晦小明。《清史列传》等古籍虽有传记,但皆简略不足徵。文章裒集史料、诗文,对邹祗谟的生平、著述和交游进行考证,对邹祗谟的文学创作研究有创新开拓之处。     

“岂不怀匡济,天运当何如”──论天然禅师的安攘匡济情怀与通脱的应世方式

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天然禅师,年轻时抱有强烈的报国安民的情怀。虽然在明亡之前即已剃度,但安攘济世之心并未泯灭。甲申、乙酉之后,身为僧人的他,并未真正弃绝世事。他的一些行为仍与变乱的时局密切相关。其后,他在诗歌中不断地抒写着故国丘墟之感。其沧海桑田之作俨然前明遗民。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拒绝与新朝官员的交接。甚至其诗歌中还有一些肯定新朝官员的作品。可以看出天然禅师在应世方式上是相当通脱的。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