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初论文明史研究

文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着手研究较早，但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的研究刚刚起步，而对“文明”一词的定义也不能令人满意。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明”比“文化”的含义更广，人类脱离了原始蒙昧时代，便开始了文明社会的历程，开始了文明的创造。文明史是历史，但不同于一般历史，文明史研究应该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完整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探讨和阐述与文明有关的问题，力求全面地总结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揭示文明的起源、孕育和演进的规律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概念,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文明形态”既可以在时间向度上指称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明样态,也可以在空间向度上指称人类不同地域呈现的文明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因为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并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体。它作为世界上一种新近出现并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不是单一而典型的文明形态,而是复杂的“非典型性”文明形态,必须用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多重维度来综合把握。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现代化文明的超越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并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虽已形成,但尚在发展中,将会在未来显现出更清晰轮廓和更成熟样态。     

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

<正> 史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国有4000年的文明史。但是,近几年来,在我国有了另外一些说法,一是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点并不只局限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种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究竟有多少坚实的依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成果, 可以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个世纪 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到 80年代中期, 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1985年 7月正式出版的夏鼐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 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使中国文明形成研究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的认识, 已基本取得共识, 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取得一致, 在史前城址、早期宫殿和坛庙遗址、贫富分化以及象征政治权力的礼器等方面的研究, 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今后应该加大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要注意改进早期城市田野考古的方法, 对早期宗庙遗址的发掘要慎重, 要充分注意到考古学的局限性, 避免发生常识性概念不清和逻辑推理混乱的错误。同时由于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浮躁, 在考古学界也有急功近利、不务实际等表现, 都危害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文明的科学涵义探微

文明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长期以来 ,人们在文明的概念和内涵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歧。实际上 ,只要认真考察文明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起源 ,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人类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角度去探索就会发现 ,文明的涵义尽管十分丰富 ,但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     

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

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杨权喜一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越来越被广泛关注。５０—６０年代，学术界批判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而普遍主张“本土说”，实即“中原说”。７０年代还批判了“北来说”和“南来说”。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开...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中国传统文化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学术界渊源流长。汤因比非常推崇中国的文化 ,他反对西方学者的“西欧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这两种模式乃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关键。汤因比用中国的太极阴阳学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以及世界上的文明与历史行程。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亡是阴与阳、动与静变化的结果。中国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是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这种美德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