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隐忧与制度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实现了从理论探讨到试点推行再到全面实施的积极进展.在社会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面临着违法事实难认定、公共利益难衡量、调查核实权乏力、诉讼处分权模糊等现实挑战,存在试点过后案件来源堪忧、公益诉权被滥用、法律责任实现落空等实践隐忧,需要从明确案件来源、充实调查核实权、明晰调解规则、增设撤诉条件、严格责任追究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研究

自2017年7月起至今,中国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但关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不论是《行政诉讼法》亦或是《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这对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造成了障碍。鉴于此,应当构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调查取证权制度,在此基础上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的深度调查权、举证权以及调查取证时的强制权。     

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则要点与制度衔接

环境公益具有易受损性,其利益代表模糊,救济机制残缺。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缺陷、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本文认为: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应明确诉讼类型定位、起诉主体资格、起诉案件范围、举证责任承担、诉讼费用负担、损害赔偿金归属等方面的特殊规则,防范滥诉现象发生,禁止反诉和以牺牲公益为代价的和解调解,并应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与受害人的诉讼、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环境行政执法以及诉讼支持之间的关系。     

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角色的转换

在目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与制约权存在矛盾.而解决审判监督权与制约权矛盾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强化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淡化、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的角色由监督者转换为制约者.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实质上取消的是检察机关行政化、非诉讼化的监督模式,代之以正当化、诉讼化的程序模式.这种制约模式不仅可以克服传统审判监督乏力的境况,并且由于具有程序效力而能更好地发挥对审判机关的监督作用.同时,还应该赋予审判机关以同等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职能,最终实现法院、检察院两个司法权力机关的有效制衡.     

虚假诉讼防范与规制的多维路径思考

虚假诉讼的频发由多种原因造成。在防范与规制虚假诉讼过程中应遵循追求诉讼公平、保障正当诉权的指导原则,区分虚假诉讼发生在诉讼前、诉讼中、诉讼后的各个不同阶段,采取多维度的措施。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民事虚假诉讼的频发对现有的法律漏洞提出了挑战,针对其产生的原因应该从完善民事程序法、民事实体法和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具体的措施是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法院更强的审查权、在民事责任法中规定虚假诉讼者承担侵权责任、在刑事法律中引入虚假诉讼罪.     

浅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 2 0 0 3年 1月 9日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其对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规定 ,本文拟对此相关规定的理论基础及其合理性进行探讨。     

民事虚假诉讼识别的二元控制模式研究

民事虚假诉讼是指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利用诉讼程序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防治虚假诉讼的起点和关键是虚假诉讼的识别,而识别机制的核心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法官消极中立的辩论主义诉讼体制与要求法官积极能动识别虚假诉讼的司法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紧张关系,导致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退失据。应采用条件控制与程序控制结合的二元模式,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不缺位又不滥用。具体建言是,在坚持辩论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设立识别虚假诉讼的专职法官,并引入诈害防止参加制度。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之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从应然到实然的追求:少年司法视野下的社会调查制度——以审查起诉阶段为视角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无疑反映了中国构建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倾向。作为未成年人案件不可或缺的社会调查制度应弃旧扬新,从少年司法理念中获得正当化基础。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要以此为指导构建细致的社会调查制度,并探索建立其适用规则,为包括附条件不起诉在内的未成人年转处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基层检察委员会断案程序的完善

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是中国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基层检委会的主要作用就是断案,但其断案程序却存在着不足:因办事机构虚设导致检委会审议的案件前置,审查程序不科学;案件的讨论不能充分体现集体智慧,案件的议决程序行政化色彩较浓,致使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充分贯彻实行;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决策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因此,必须以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为路径,从规范案件的提请程序、完善办事机构的设置、实行主持人轮换制度、推行阳光检务等方面来完善基层检委会的运行程序,提高其断案质量,这已成为深化司法改革的迫切需要。     

诉讼监督的范围拓展原则与拓展空间

诉讼监督是经中国宪法确认的检察机关重要职能。鉴于法治进步必然伴随的部分现行检察职能为避免有碍司法独立之嫌所作退让,则诉讼监督范围的合法必要拓展自属与时俱进,显非意在扩权。拓展原则有合法原则、诉权保护原则、程序量化原则、穷尽自身司法资源原则等。拓展空间则有理论上完全可能的对行政诉讼中对规章以下行政立法的违宪监督和刑事缺席审判监督,和实践中既存却薄弱的刑事立案、鉴定、取保候审、赃款追缴、异地审判、缓刑执行等刑事诉前诉中监督,以及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诉前诉中监督。     

检察公益诉讼实施模式研究

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往往面临着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抑或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两诉”选择困境。然而，单纯地选择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均有缺陷和不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有理念与实施机制等多方面的困惑和难题。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检察机关应当融合行政公益诉讼模式和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内在制度优势，形成一种以一体化和整体性为特征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为此，我国通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分别调整所形成的二元立法分离模式有必要加以修正，制定统一的“公益诉讼法”或“检察公益诉讼法”以形成一体化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乃大势所趋。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主要存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力受限、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不统一、诉讼请求与检察建议存在出入、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偏重等问题。要建立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必须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类型化”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第二，提升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能力；第三，明确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内容衔接转换的界限；第四，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     

人民调解制度在医疗纠纷领域的适用与完善

<正>医疗领域历来是纠纷多发之地。仅2018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共计7461件,进入二审程序的有3618件,经过再审程序的案件有1170件,此外,执行程序的案件有557件,其他程序的案件有43件。(1)而进入诉讼的案件只是医疗纠纷中的一小部分。医疗纠纷中存在数量多、所涉内容复杂、纠纷解决耗时长等现象。     

关于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写于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

当前,危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频发,为有效弥补行政管理的不足,民事诉讼法中增加公益诉讼的内容有其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实践中,较之行政管理权来说,公益诉讼只能作为行政管理的辅助和补充手段,否则,容易弱化行政管理职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公益诉讼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中:对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规定有较大争议,检察机关不应具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非官方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应能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范围只列举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需作进一步全面、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在公益诉讼的费用和诉讼请求种类方面,也应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环境公益诉讼法律问题探析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法领域的典型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全,提起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与环境侵害后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诉讼目的在于对损害环境公益行为的抑制和预防。我国当前存在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严重缺失。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首先要在实体法上创设环境权,其次在诉讼法上放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资格,扩大可诉案件范围,同时采取减轻原告举证责任、降低诉讼费用等有效的措施加以保障。     

从“欧典地板事件”看监督责任的缺位

由于监督责任的缺位,导致一家没有注册过的“欧典”企业竟然公开通过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欧典事件”说明,监督责任的缺位是导致企业违法和政府失职的主要原因,其最终结果是政府公信力的破坏和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进一步通过建立健全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这两大责任体系的监督责任制度以确保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天性——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概论》一书

近读宁乃如、张俊歧、张鹏池三位合著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概论》(以下简称“概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本书在观点、立论、结构以及写法上都颇有新意。其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就是突出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这是很可贵的。近几年来,有的人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有所忽略,甚至有的人把我国的检察机关视为单纯地办理刑事案件的起诉机关。“概论”多侧面地论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确立了理论依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宪法和其它的国家机关组织法并未把法律监督的性能和职责交付其它的国家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本质从不道德转化为违法,而司法机关违法将直接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沉重打击,必须予以有效防治。导致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原因极为复杂,有必要对检察实务中常见的非诚信监督进行梳理归类。在洞悉非诚信监督病因的基础上,除从宏观上采取培育诚信监督理念与氛围以外,亟需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制度及其周边制度,以避免监督与不监督的两难境遇、消除非诚信监督的动力、提高非诚信监督的代价、弱化外界对检察监督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