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高兴：迷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刘高兴是贾平凹新作《高兴》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在贾平凹农村人物形象中，具有新意。这一形象的塑造，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值得斟酌之处。但无论怎样，刘高兴形象都折射出贾平凹思想感情的迷惘。贾平凹的迷惘，可以引发对身处的时代、人生、人性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这是《高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从《高兴》看贾平凹小说风格的新变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了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小说的主旨在探讨离土的农民，如何在城市扎根。《高兴》是一部标志着贾平凹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小说，它没有像《废都》《怀念狼》甚至《秦腔》那样，继续他的颓废、挣扎和怀乡，而是掉转手眼，通过褪尽铅华、隐去技巧、简约而索朴的叙述，宽容而微笑地捧出他对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下层人的柔软和温暖；《高兴》体现了贾平凹从尘世挣扎和心灵搏斗，走向了顺乎自然的静观，脱去了纷乱变形的精神意象，走向了清澈而唯美的简约写实，实现了对他早期朴素创作风格的超越式的回归。     

困窘和强悍交织中的生命壮歌——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

文中从城市底层人群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典型形象的塑造，古朴、本真的艺术表现三方面论述了贾平凹长篇新怍《高兴》的思想艺术，揭示了《高兴》在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开拓。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     

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

长篇小说《高兴》的高度,不只在于对农民群体在城乡社会真实生存状况的揭示,还在于对他们生命和心灵的感同身受般的关切,在于对盲目“城市化”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的尖锐批判。刘高兴是附着了贾平凹现实体验与人文理想的自觉了自身价值的新型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人性的弊病,体制的尴尬,文明的迷失。贾平凹举重若轻的叙事和语言的智慧更使《高兴》进入一个美丽的审美境界。     

隐形的对抗和拯救的圈套——重读贾平凹的《高兴》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洪流中,以农民进城为叙事架构的贾平凹的《高兴》也被视作底层叙事的重要收获。不过,从小说对主人公刘高兴进城原因的超然选择到拾荒者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设定;从以拯救为目的的故事原动力到对城乡关系裂隙的缝合,都显示出贾平凹超越性的价值寻索和审美诉求。尽管故事最终以五富的死亡为终结,但毫无疑问《高兴》已经与底层叙事纯粹的苦难展示、悲情控诉划清了界限。     

乡土传统的两种想象和叙事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乡土传统走着两条道路，一条为诗性的乡土叙事，充满温情的忆念。另一条为批判和反讽，重在揭示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再现了清风镇乡民们的日常生活，沿袭着乡村叙述的反讽路子，揭示批判了农民身上的痼疾和问题，表达了农耕文明行将消亡的现实状态。《高兴》预示着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这部作品的叙事充满温暖，特别是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代表的拾破烂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帮助，成为一道温暖人心的风景。尽管他的外部环境冷漠冰凉，但是在人物生存的小群体精神依存上，依然让人感到了希望之光。     

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力作，是其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笔者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从刘高兴的肾、高跟皮鞋、箫和名字四个方面入手多角度地分析《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一个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洞察“天气”的智慧

以前读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古炉》,我总能够感觉到一个时代的命运。感觉到贾平凹的悲天悯人。如果说,小说中作家还能偷偷在书页的一角藏起来,那么散文无疑就将作家的整个心铺在纸面上,最见情怀。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天气》中,我读到了贾平凹洞察“天气”的智慧。     

城市中国的艺术影像——贾平凹小说《高兴》的结构文化解读

从影视艺术人类学、影视艺术叙事学、影视艺术表演学、影视艺术摄影学和影视艺术语言学五个维度，对小说《高兴》大量使用场景、字幕、对白、镜头和独白等影视艺术元素，还原城市中国的乡土影像的大胆艺术尝试，予以积极的肯定。《高兴》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影像——此种艺术结构手段，物质再现手段，形象塑造手段，记录了城市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     

《高兴》:“醉酒的拾破烂者”——一种“城市生活”的叙事

《高兴》是对《秦腔》中的农民走出土地,来到城市后生活状貌的续写。贾平凹要在故乡日渐颓败凋敝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进城后的生活,因此可以说,《高兴》是《秦腔》的"城市化"续篇,《高兴》表达了对故土以及生息于其上的人们在现代化变迁中命运一以贯之的关注,与19世纪波德莱尔诗歌中"醉酒的拾破烂者"精神气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群进城农民坚强又懦弱、自负又自卑、充满同情心又愚昧不可及。《高兴》对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们命运遭际的"社会记录",客观真实精彩地提供了表达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城市叙事"。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贾平凹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他对女性的体悟、思考和关注。从早期商州文学中的传统农村女性的形象,到《废都》中的世俗化的欲女形象,到《高老庄》中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想型女性形象,在这个嬗变过程中,贾平凹努力追求抒写女性的本真生存状态。但是贾平凹始终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束缚,致使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一避免地打上男权思想的烙印。所以这些女性形象只是男权思想的产物,是贾平凹审美理想的再现,而非女性的本真形象。     

进城的路到底有多远——从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看进城农民的命运

10多年来，贾平凹一直关注着乡下人进城现象。他的长篇小说《高兴》叙述了农村人进城的悲剧。进城后的农民不久沦落城市的底层社会，而且受到了城市的冷遇和排斥。而这些农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也不能融入城市。他们进城的路还很漫长。     

一样的时代情绪,不一样的《高兴》——小说《高兴》和电影《高兴》对读

小说《高兴》成功改编为电影《高兴》,是2009年初比较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事件。虽然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都是传达一样的时代情绪：国民经济一体化或曰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整体高兴乐观时代情绪下的悲凉。然而,由于文学和传媒各自性质不同,两个《高兴》是不尽相同的。电影的成功改编是遵循了文学与传媒共通的艺术规律的结果,也是文学和传媒互补的产物。正因为克服了文学文本的诸多弱点,凸显出了许多亮点,《高兴》电影才被大多数人认可,在商业和文化上实现了双赢。     

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心路历程

贾平凹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乡村文化是他最主要的写作资源。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位"在路上"的作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漫长道路上。虽然贾平凹较早地走进了城市,但他走进城市时把心遗留在了乡村,只要他的身心相异的状态没有改变,他的精神实际上就仍处于"在路上"的流浪状态中。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的变化,也暗含着作者本人面对城市的思想变化和情感变化。是从乡村旧文人形象到底层农民工形象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贾平凹对乡村精神的体认发生了从精英到民间的变化。     

论《高兴》对当下文学写作的意义

《高兴》是贾平凹新近的又一部反映"三农问题"题材的作品,其在主题开掘、文章结构、环境营造、语言智慧、特殊小说写作技法等的运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作为一部比较成熟的文本,它是当下陕西文坛乃至西部文坛涉农题材创作上的一大收获,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     

没落的农民身份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对当代农民的命运以一种新的关系（视角）即农民与城市及由此生成所谓的农民工的尴尬身份进行原生态写真，及时还原了当代农民在传统身份（及其内涵文化）没落之后生存处境的尴尬、艰难和精神困境。《高兴》是贾平凹继《废都》《秦腔》之后再次对时代情绪深度把脉并给与准确传送的“社会记录”的写实之作。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就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描写展开论述,认为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其前后期女性形象的刻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展现贾平凹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及变化的分析,来揭示作家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感受与变化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疼痛与抚摸: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以质朴、粗拙,不假掩饰的浓郁的民间风味的叙事话语,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以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触摸到中国城乡社会最细微的质感和肌理,展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困境,真切地叙写了刘高兴乡下人进城后在城市中的挣扎、无奈和迷失,凸显了乡下人与城乡伦理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