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适应的外来民工身份认同探析

本文从社会适应、心理文化适应出发,构筑农民工交往视角的社会性身份、体验视角的文化性身份两个研究视点,通过考察外来民工在该身份中对认同概念的核心——＂我们＂和＂他们＂的表征解译,探析外来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的身份认同状况。     

"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民工荒”即民工短缺,而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但近几年,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民工短缺现象。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工资的廉价和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二是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三是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四是结构性缺工,尤其是严重缺少技工。“民工荒”客观上使企业招工犯难,但却对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技工的增加乃至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巩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一个健康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

消费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定义自我存在与主体建构的能动体现.引致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本质在于:弱化阶层属性的新策略、身份认同的新转向、主体建构的新机制.在"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没有定性的归属,消费认同本质上成为他们寻求自我存在和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基于消费实践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是否会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造成认同的扭曲,依然是我们今后要积极面对和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保护的法律生成与实施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一般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政策问题,体现了政府对这一问题重视程度上的转变.伴随"两为主"政策的合法化,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进一步由"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迈进.但是新秩序不会随着法律的生成而立即形成,当前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受到输入地户籍、资源以及市民心理排斥的限制.为此,建议行政机关应切实履行维护教育公平的义务,强调法律责任的过程监督,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社会认同的社会舆论,同时根据输入地的客观条件制定灵活有效的政策作为法律保障的补充.     

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为例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方面探究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调查发现，农民工存在着自我认同模糊或自我认同方面的困惑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及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

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笔者在文中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即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阿练"与"练师"考释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常见词汇"阿练"、"练师"的适用范围、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前者有一个重要用法长期遭到忽略,即为民间对僧人的称谓,后者则主要用作对道士的称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个称谓在词义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佛道二教等同视之的心态.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公民权与市民化——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工人"与"市民"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对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考察,是农民工转型研究的现实要求.本文认为,以公民权理论为指引,把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过程纳入农民工转型的研究,能够深化对农民工转型问题的认识.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及制度诉求分析

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支持刚进城的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在现阶段.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对于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     

解析"三潮"冲击下的"信仰危机"

目前在党员干部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信仰危机"是"三潮"(资本主义"西潮"、社会主义"低潮"和市场经济"商湖")冲击的结果.解决"信仰危机"的新思路是,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基础上将重心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让广大党员干部在理论认同的基点上达到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     

试析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是一场延绵至今、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随之诞生并演变成了大众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农民工群体已成为中国最具规模的群体之一,农民工问题也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这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与身份认同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外来务工人员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情况。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对策建议。     

"方法"称谓之争抑或法律观之争——一场正在兴起的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

目前中国法学界有关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称谓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虽然两者在"根据法律的"、"司法领域的"、"法律内在视角的"、"往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等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但两者所持的法律观明显有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立场只能是怯律"的立场,而非"法学"的立场,有关方法称谓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法律观的争论.可见,"方法"称谓的争论所引发的是方法论的争论以及法律观的争论,由此,这场"方法"称谓的争论可能会催生出中国法学流派化的法学研究现象.     

中国传统身份称谓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

身份称谓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所认同地位的体现。中国传统社会身份称谓的类型有姓名性称谓、亲属关系性称谓、职务性称谓、尊卑从属称谓和礼仪性称谓。身份称谓具有身份区分,形成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和执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因此,具有宗法、权势、道德、礼仪等价值取向。基于“泛伦理化”和家国同构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使得传统身份称谓大多由宗法称谓和权势称谓转化而成,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行为、风俗、制度和社会心理。身份称谓是有关身份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以最简单的社会化方式,向人们灌输关于社会政治构成的自我意识,使人们习得和接受现成的社会规范,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互动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并以相应的角色规范来指导言行。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古代中国的自我认同——以"仁"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自我认同的角度,以"仁"为中心,描绘了一幅古代中国自我认同的路线图,考察并探讨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儒家自我的道德内涵以及古代中国的自我(己)与家、国、天下的关系.文章指出,就"古代中国的自我认同"而言,前者揭示的是自我认同的价值来源,而后者则呈现出道德价值和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简洁地说,作为"仁"的来源,孝悌、"爱人"的观念,与自我认同的确立密切相关;作为"仁"的实施,推己及人与克己复礼开辟了自我认同的实践途径;而作为"仁"的扩展,在"己"与家、国以及天下建立关系的同时,也为自我认同的延伸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