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辩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探索

魏晋之际，政局纷纭如转蓬。正始、竹林、中朝三代士人为了协调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前后相继，以具体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围绕人本体这个核心问题，从宇宙观到政治观，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构建了三种各具特色的人格模式，成为魏晋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秦川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期士人在思维方式，举止言谈，品格情操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特征。以生活方式言之，在那个特殊时代，士人常常怀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心理，这种...     

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魏晋时期士族庄园形成原因浅探

魏晋时期的士族庄园是在承袭东汉传统的基础上,更讲究＂向地卜宅＂延纳大自然的山水风景之美,通过园林化的手法来创造一种自然与人文相交融、亲和的人居环境——＂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它体现了当时士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包孕了隐逸文化和玄学思想,同时也展现了江南秀丽景色的艺术美。     

诸葛亮治蜀与蜀汉的国家建构

自东汉中期以降,政治衰败迅速加剧,原本王朝国家的政治权威在经历黄巾起义和董卓乱政的打击后不复存在,政治秩序土崩瓦解,帝国陷入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状态。政治权力的破碎化使得国家建构成为每个统治者/执政在追求统一时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各大势力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孙权三家脱颖而出并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趋势。其中,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改革了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流弊,不仅建立了“宫府一体”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政治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士人政治的追求,而且增强了国家力量,塑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理想类型,为后世所称颂。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

中国文学自觉论的“魏晋说”实际上包含着汉末时期 ,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时代。剖析东汉文化及士人的心路历程 ,可以发现 ,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士林分化为大前提 ,又以俗士阶层的涌现和时人对世俗情怀的认同为契机 ,而以党人精神的失落和俗士们的痛苦彷徨为代价的。而这种失落又于无意间拯救了诗性精神 ,促进了文学的自觉。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