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莫福夫人》看亨利·詹姆斯的早期叙事风格

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指导,从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入手,对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早期作品《德莫福夫人》中初步形成的叙事风格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意识中心＂和＂时序倒错＂等技巧在作品中的应用,使故事情节更具吸引力,作品形式也更具独特性。     

“旧瓶新酒”——再析庄子思想映射下的《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借鉴《红楼梦》后所做的＂旧瓶装新酒＂的一次艺术尝试。从人物设置、叙事线索、情节安排几个方面对《京华烟云》模仿《红楼梦》所拟的架构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从姚思安、姚木兰的思想以及贯穿作品始终的＂道＂家思想几个方面探求林语堂蕴含在作品中淡雅、自然的哲学观。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逃离》的叙事策略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作者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出人物复杂的生命体验。小说《逃离》体现了她在塑造人物内心方面的技巧。该作品巧妙地运用了弱化情节和灵活的全知视角两大叙事策略,生动展示了主人公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福斯特的人物理论

E.M.福斯特作为介于现代和传统的过渡性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成就斐然,同时作为一名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为中外学者分析人物提供了绝佳视角。文章旨在用福斯特的人物理论来分析其作品《印度之行》中的人物塑造,解读人物形象和作品涵义,同时考察福斯特如何在创作中贯彻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     

被遮蔽的"现实一种"——从余华的文革叙述看其作品的艺术变迁

1960年出生的余华,他的童年记忆正是文革记忆。余华先锋作品中的“内心真实观”即余华内心经过重构后的一种主观性世界———正是文革这一重大社会内涵的隐现。90年代在文坛普遍逃离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余华作品中的文革成为了故事讲述、人物生存的背景,历史的巨大灾难融入到了个人生存的困厄中。而在2005年出版的《兄弟》上部中,余华正面强攻文革,在以性压抑诠释文革悲剧性的同时深化了对文革的认识,也不自觉地落入了对读者与政治双向谄媚的怪圈中。     

《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谫论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提出了一套较为体系化的人物塑造理论。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男性主要人物及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人物,其形象对整部作品的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译〈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叙事主线人物的个性特征,哈斯宝给我们解构了一个极其结构性的贾宝玉。因此,对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见解。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理想主义叙事贯穿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夜火车》是讨论徐则臣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时绕不过去的作品。陈木年这一理想主义人物并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陈木年的三个人生镜像,揭示了徐则臣早期小说中理想主义叙事的局限性;徐则臣只有克服和超越《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模式,他所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才能产生落地感。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游走叙事中的目标追求——以《西游记》和《堂吉诃德》为个案

＂游走式＂情节是长篇小说在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展开情节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以＂游走＂情节作为主体的文本中,人物在漫长游走中的目标追求和无休止地游走与渴望归宿的目标期待对于丰富深化文本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游走＂情节的角度还原分析《西游记》和《堂吉诃德》,认为《西游记》是魔幻浪漫主义的游走叙事,《堂吉诃德》是写实主义亦庄亦谐的游走叙事;明晰两个文本的救赎与救世的目标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中的喜剧性,喜剧中的悲剧性＂的独特审美感受。     

欲望场域内孤独色彩的诠释——论余华的《兄弟》

余华早期创作中显示出先锋叙事、启蒙叙事的话语模式,并大都具有陌生化的语言、重视形式技巧的营造。余华在《兄弟》中完成了对＂两个时代＂的否定,同时否定了由浮躁纵欲而颠覆的传统伦理规范。《兄弟》以欲望作为故事线索展开叙述,事件发生过程中欲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欲望是文中的潜流并且控制与制约着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作者用近乎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兄弟》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众生万象。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多元叙事聚焦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他在作品中体现出的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受到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近些年来,从人物的叙事视角解读作品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从叙事模式的角度对作品作出细致分析的还不多。从叙事模式的角度看,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变革了传统的全知的叙事视角,采用了以内聚焦的叙事模式为主,同时辅之以恰当的全聚焦和外聚焦的多元化叙事模式把内容与形式比较完美地统一起来,使得主要人物性格特征及内心世界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更好地刻画了人物、深化了主题。     

《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方式比较

本文主要从叙述者和叙事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金瓶梅》在说书人叙事的基础上 ,让书中人物充当叙述者 ,对相关事件进行叙述。《红楼梦》中的二度叙事更加成熟 ,叙事层次也更加丰富。《金瓶梅》在全知叙事的基础上 ,使用人物视点叙事和客观叙事。《红楼梦》将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客观叙事紧密结合 ,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浅析《老残游记》叙事视角的文化涵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批不同于传统叙事风格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叙事向度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小说的顶峰之作,其文本书写模式值得深入探讨,其叙事视角的复杂性,在当时小说文本中具有代表性。《老残游记》运用的视角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有限视角＂模式,但＂视角越界＂现象也存在不少,对这种＂视角越界＂并不能武断地进行否定,而应该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其进行深层的探究。     

"功能"与"审美":人物解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功能性和审美性通常粘附在一起,只不过不同的作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将功能性人物的分析方法和审美性人物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策略是解读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的一种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手段.     

《三国演义》与《左传》战争描写比较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三国演义》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战争描写在两部作品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本论文将《左传》和《三国演义》放在一个平台上,以两部作品中的一些重要战役为例证,对二者的战争描写进行对比。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手法上很多方面不仅很好的继承了《左传》,而且有很大的发...     

《红字》的叙事距离

叙事距离是大部分小说家采用的重要文学技巧之一,是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叙事距离不但体现在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上,而且还体现在作者、叙事者、故事人物及读者之间在道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距离,体现在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距离。霍桑把这一手法巧妙地运用于《红字》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文学美学效应,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现力;叙事距离在《红字》里的运用不但增强了作品的张力,延长了读者对作品的领悟,让作品与读者保持着恰如其分的审美距离,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而且还有助于叙事者在传达婚外情主题时免受道德谴责。本文旨在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阐释叙事距离的概念及功能,并探讨其在《红字》中的具体运用及艺术效果。     

《战地春梦》和《战地钟声》的叙事比较

通过对地点、时间、人物、情结等叙事要素的分析,《战地春梦》和《战地钟声》两部作品显示出了异曲同质的相似性。另外,《战地钟声》在叙事技巧上比《战地春梦》有了很大的丰富,却也在同时损害了故事的清晰和自然。     

《吉姆爷》的宏大叙事解体

康拉德的《吉姆爷》从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两方面体现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作品戏拟性的人物刻画消解了“大写的人”的理想主义信念;在叙事策略上,《吉姆爷》通过打破线性叙述时间,塑造词穷的叙述者和转换视角等方法,进一步颠覆了关于意义先验在场和理性至上等宏大叙事假定。     

《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新感觉与言意矛盾

从新感觉与陌生化、内心感觉外化与意识碎片、修辞手法与言意矛盾、＂诗不可注＂与读者参与等方面,探讨村上春树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新感觉表征和意义。新感觉等手法的成功应用,为小说的主题凝聚、情节展开和人物塑型服务,增强了叙事趣味,节省了叙事成本,提升了叙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