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齐贤和他的诗

中朝两国,壤土相接,文化交往,至为密切,见诸史册,不乏其例。自海上箕封,距今三千余年之前,汉学即已传入朝鲜,并以兹作为纪史之始。至于汉诗,如汉代之《箜篌引》传为朝鲜津卒妻丽玉之辞,见晋崔豹《古今注·音乐》云:“箜篌引,朝鲜津卒,霍理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其诗云:“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可见中国四言诗久已在朝鲜根植。而至隋代已有五言,如朝鲜将军乙支文德,于婴阳王二十三年(公元六一二年)所作《遗于仲文诗》云:“神策究天文,妙算     

卧箜篌的兴亡探微

卧箜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弦鸣弹拨乐器——箜篌的一种，在宋代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国内外对于卧箜篌起源及发展的研究较为成熟，而缺少卧箜篌消亡原因的探究和系统性总结。立足国内外研究成果，采用文献调查法、分类法、比较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方法，一方面，提出卧箜篌的兴起时间尚不能肯定、需考古实证佐证的观点；另一方面，与朝鲜的玄琴相对比，从文献及考古材料出发，总结提出卧箜篌在中国消亡的原因，即宫廷的垄断、其他乐器的冲击和市井文化的兴起。并在此基础上，为传承传统文化提出了“民族交流、不断改进、加强重视”的建议。     

论朝鲜古典诗学的东方美学特征——东西方古典诗美学的比较研究

一把朝鲜古典诗学放在东方美学范畴来研究,主要是从地域地理学、文化学、文艺学的范畴来考虑的。东方美学是与西方美学相对而言的,它是与西方美学相区别的另一个系统的美学。习惯上,人们把东方国家的文化分为远东文化和近东文化;远东文化包括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近东文化包括埃及、波斯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等。通常所指的东方艺术是这些东方国家的艺术。要研究东方艺术,不但应当注意这些国家的     

朝鲜诗话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朝鲜古典诗话研究》

朝鲜诗话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朝鲜古典诗话研究》吴绍一、朝鲜诗话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朝鲜古典诗话是朝鲜乃至整个东方一宗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它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诗话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众所周知，诗话是一种以简便灵活的形式、随笔漫谈的批评方法，论述诗...     

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朝鲜历代汉诗概观(1)

朝鲜半岛与中国渊源极深。历史上，朝鲜人民用汉字写诗作文，与中国并无二致。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访故国所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中国《诗经》的体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新罗作为唐属国，前往长安求学的士子众多，汉诗兴盛，崔致远是其杰出诗人。     

民族文化基因对作家作品影响力分析——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品为例

经典彝文古籍都是以名言警句、诗句等文体完成,多为五言诗歌体,但也有七言、九言和十一言的,在文体上,句与句、段与段、篇与篇之间非常讲究音韵规律。吉狄马加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诗人。论文通过深入分析吉狄马加汉语诗歌中的民族文化基因,阐释彝族传统文化对现当代用汉语创作的彝族诗人创作的影响。研究表明:彝族古典文集在题材和内容两个方面影响着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他的很多诗歌题材都直接源于彝族古籍;其次,在诗歌的内容上,字里行间无不流溢着彝族古典文集与传统文化的气质与性格。此外,以彝族经典古籍文献为始基的彝族文化因子则通过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诗人诗歌创作不竭之源泉。     

谚语在古代诗歌中的运用

诗歌化用谚语俗话,是我国古代诗歌作品中常见的现象,很早就为文人学者所注意.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说过,谚语“圣贤诗书采以为谈”.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诗人词客喜引谚语俗话入诗呢?我认为除诗人有着为加强反映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而外,更重要的是俗谚本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谚语“意味深长”,“是现世相的神髓”,“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论中国戏曲文化对越南传统戏剧的影响

越南深受“汉文化圈”与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影响。特别是杂剧、嘥剧、嘲剧、水上木偶戏等,自古迄今数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中华民族演艺文化的滋养。在传统音乐、舞蹈、曲艺、诗歌、杂技、魔术等门类演艺文化的基础上,越南与中国以及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所形成的互动性跨文化表演艺术理论体系,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东方文艺创作、实践美学经验,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传播力与深远的影响力。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李白对朝鲜古典诗歌的影响

日本学者武部利男,曾就李白的诗歌对于日本的影响说过这样的话:“李白的诗歌在一农带水的我国,古往今来历诵不衰。‘白发三千丈’和‘月色满长安’等诗句,即使没读过李白的诗的人也耳熟能详。在西洋和东洋的诗人中,最受日本人欢迎的诗人,大概就要算是李白了”。无独有偶,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朝鲜。李白对朝鲜诗歌的影响。比起日本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言之,李白曾经影响过朝鲜的一代诗风。     

东学西渐视域中的意象主义者及其创意翻译

由于对后维多利亚诗歌陈腐守旧的诗风大为不满,意象主义者通过创意翻译从东方古典诗歌中汲取异质养分,在西方文化中撒播下东方“杏花”种子.从此,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花丛中,开出了“与她(中国)的名字相称的文学”之花,意象主义者也历史地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先行者.     

略论明清章回小说与诗歌的关系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也是最具民族性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代表样式。欣赏中国的章回小说,我们不难发现章回小说同诗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明清章回小说中,诗歌已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统计,《三国演义》引诗157首,词2首;《水浒传》引诗556首、词54首;《红楼梦》引诗124首,曲35首,词8首。数量之大,是其他文体难以并驾齐驱的。那么,诗歌为什么会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如此张扬呢?从宏观上探究,原因大致如下:     

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被开拓的诗世界》评述

“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宋人王禹偁《日长简仲盛》)其中礼赞杜诗的现成话,移用来概括程千帆新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版)的新特点也是恰到好处的。杜甫诗歌宛如一座丰碑,巍然屹立在古典诗歌史上;杜诗研究,更象千重巨石,在     

朝鲜文化与阴阳五行说

阴阳五行说原为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发源于中国，对朝鲜、日木等东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阴阳五行观念在朝鲜文化发展中的分析，探讨阴阳五行思想对朝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朝鲜族文化》出版

金东勋、金昌浩合著的《朝鲜族文化》(汉文版),最近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朝鲜族文化的著作,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和文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该书综合了学术界和作者本人多年来积累的调查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从有典型意义的几个主要侧面重点反映朝鲜族历史文化面貌及其对祖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其中,现代文化、文字、文献、民间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等章节,对研究朝鲜族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机联系及其与中原和东亚北诸民族的文化交流,尤有     

陆游诗歌中的“泛舟”事象探析

诗歌的叙事传统在抒情传统这一主流话语的遮蔽下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然而“事”在古典诗歌中却从未缺席。“泛舟”是陆游诗歌中常见的事象之一,摇曳着丰富立体、鲜活多姿的形态：舟由于避暑、归家、任职等不同的“事”生发出闲适、兴奋、孤独等不同的“情”;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出发,陆游有关“泛舟”事象的诗歌包含注重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三种不同的形态;不论是人对自然的观照还是对自我的审视,其建构起的诗学价值依然历久弥新。对陆游“泛舟”的考察和分析,显示出事象研究的可行性,使古典诗歌中更为深层和复杂的内涵获得微观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