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与价值之源:中国传统社会共识观的演进

为缓解理性和共识危机，西方流行的现代化论述提出了构建公共性、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等概念，寄望借由某种程序理性复造社会共识。而完整的共识机制须由价值理性与程序理性共同担保，公共性不能退守、窄化至程序规范之维。清理中国传统社会共识观念史，可发现公道凝摄、公理体认和公议确证三种共识机制及其价值之源。此三种设计，为重构现代社会共识机制，平衡多元与同一、自由与秩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像和观念参照。     

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何以可能？——人权价值公共化的三种实现路径探析

人权价值是一种公共化的理性价值,契合了现代理性社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需要。现代理性社会在伦理道德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推动着人权价值的实现,但其实现也遭遇着公共化的困境。个人主义是实现人权价值的主要障碍,是个人实现人权价值的异化现象。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体现着人类共在的一种公共化价值追求,有利于破解个人主义对人类共有共享的人权价值的阻碍。从实现形式来看,人权价值的实现就是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人权价值的公共化就实现于人类构建的伦理社会、政治社会和法律社会当中。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体现为人权价值的伦理化、政治化和制度化（法律化）。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论现代社会中人类活动的共识原则

在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体间性特征以及与此相应的理性多元化,使共识原则成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共识是以保护个性和推崇宽容为前提的,它不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是实践哲学范式的结果,与卢梭的“公共意志”式的共识没有共同之处。     

中国特色人权模式之反思

在中国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构建背景下，走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之路是必然趋势，文章在对中国近现代人权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中国人权发展中的缺憾与不足，反思长期以来我国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人权模式之不足，有望中国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文化与现实的人权发展道路模式。     

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

国际人权领域的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不仅只是理论之争,也是国际政治的实践角力,它既反映在国际人权的相关文件中,也反映在保障与促进人权的相关措施之中。国际人权实践的新走向表明,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正在趋于理性的融合。一方面,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已成为各种文化的共识,实现人权与人的基本自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在人权实践过程中,融入文化特性也成为国际人权获得其文化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有关人权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人权与法治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契合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的法治化运作的契合,而是存在着各自内在矛盾或悖论。当现代法治在传统"秩序之治"基础上凸显"人权之治"时,这种内在矛盾就伴随着强烈的人权诉求,越来越聚焦于法治的具体实践环节上,从而转为人权与法治之间的现实冲突。人权与法治的冲突十分需要把控其中权力这个强有力的中介,通过引入人权治理机制以实践的力量来处置、协调和化解。     

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与人权保护的相对性

作为运行较为成功的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今人权保护的特点。欧洲人权法院与一些成员国的关系表明了人权保护相对性的现实需求,欧洲人权法院对边际裁量原则、比例原则的适用则表明了人权保护相对性的现实存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表明,由于各个国家对人权概念的理解、合理限制人权的认识、人权冲突的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很难也不宜形成共识,所以,人权的实质性保护会因时间、地点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与其不断调整人权普遍性的含义,还不如直接承认人权保护相对性论述的合理性。这意味着,承认人权保护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是各个国家应当能够自主决定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限制人权的程度、个人人权与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人权冲突的方式以及发展人权的节奏。与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文章不同,本文针对人权保护相对性的论述提供了崭新的论据和视角。     

国家义务论的宪政功能——论国家义务对现代理性国家的构建

国家理性的根据有赖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立宪的理性使得国家安全和秩序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宪政的有效实施内含着分权原则,通过对人权的有效保障,通过构建国家义务体系并予以法定化、程序化,并切实有效履行,这为构建现代理性国家奠立了正当性基础与可行性方案。国家义务论具有构建现代理性国家的型塑功能。     

人权:民族与民族权利问题

民族的概念在国内和国际理论界都未达成共识，但民族权利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宪章》将民族权纳入人权体系，升华了人权概念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近代中国人权观念只是对西方人权观念的移植。然而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轫、发展却有自己特殊的逻辑。在西方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则被视为追求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理性。当人权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其价值内涵就很容易融化于社会改造或革命实践中而被忽略甚至被舍弃。近代中国现实救亡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内在紧张,淹没了人权的价值意义,也导致对人权观念的追求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口中和笔下。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引起真正的人权觉醒和人权意识。      

重新发现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祛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道德基础,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无论如何,在现实条件与现有框架下述论政治合法性问题乃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须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基本法度标尺。     

论严复的女权思想

严复的女权思想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保障妇女的基本人权:生命权、身体权、婚恋自主权、男女平等权、受教育权.他在理论思维的高度对女权的合理性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其理论为当时和其后的女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权的国内保护视角谈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人权法”已是家喻户晓。世界各国都在这盏灯塔的指引下,探索前进,其合理性已举世公认,并为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民主、进步提供了指挥棒。但是,人权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人权只有与各自国家的具体国情、历史相结合,才是现实性的,具体的。本文以我国历史的具体的国情为立足点,从人权的国内保护的视角谈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寻找一个新的视角。     

论住房权司法保障的正当性

住房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被规定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及多国宪法中。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住房权存在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否定住房权的司法保障,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住房权的实现。根据人权保护理论、权利一体化保护理论、权利救济理论,住房权的司法保障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具有其正当性。     

进城务工人员性生活权利之道德合法性辩护

进城务工人员承担着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成本,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部分务工人员在城里缺失性生活,从道德合法性层面分析,这对务工人员有失公平。进城务工人员的性生活权利之道德合法性辩护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务工人员性生活权利的保障是最基本的人权;进城务工人员性生活权利缺失未能尽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从道德相对性来看,进城务工人员因性生活缺失而引发的道德危机不能完全由进城务工人员买单。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执行者,他们应当也正在为进城务工人员"性"福创造条件,以确实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本主义刑法观

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刑法不是管控社会而是治理社会的手段。应转变刑法观,以人为本,树立人本主义刑法观。要正确认识犯罪,侧重刑法的价值理性,尊重和保护犯罪人的人权;透视复杂的人性,构造刑法理论;把握刑罚发展趋势,提倡人权防卫的刑罚理念。     

一种反人权的话语——试论汉语语境中的“强奸”

尽管长期以来,"强奸"一直是中国社会中的流行话语,但是,"强奸"的说法与当今的人权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在人权的视角下,汉语语境中的"强奸"首先属于一种有悖人权的"性的污名",其重点在"奸"而不在"强";其次,"强奸"也是将女性当作性客体的男权意识的反映,本质上与妇女人权是对立的;再次,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强奸",严重地践踏了女性的人格尊严,给女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应该废除"强奸",代之以"性强暴"话语.     

现代西方权利理论的三重证成维度及其启示

现代西方权利理论存在着三重证成维度,一是经由以古典自然法思想中以人类理性为中心的有关权利论证理论,它所形成的是对权利的道德评判与理性解释的权利证成方式;二是由法律实证主义开创的权利的规范分析与实证的解释传统;三是由法律社会学或者社会法学学者所形成的从个人到社会的社会学解释路线。这三重解释维度虽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对于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甚至当代中国权利制度的建构均充满了解释的张力和影响,是中国当代权利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根源。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