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农村地区的证据

大量闲置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动出来 ,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影响机制是 :　　虽然外出劳动力户的家庭总收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 ,然而 ,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却要大于非外出劳动力。在影响劳动力外出决定的因素中 ,交通条件的影响并不大 ,而那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更容易外出打工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甘肃省十个样本村的调查与争析

近年来，劳动力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流动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影响其收入的因素既具有居民收入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其特殊性。现有的研究一般以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收入均等化理论等为基础，来分析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以甘肃省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试图从流动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就职行业、流动去向及工作稳定性等四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地区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1年对吉林省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延边朝鲜族地区的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的外流决定显著的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婚姻状况及本地劳动力市场成熟程度的影响;对于本地非外出的女性劳动力其短期外出规划会受到家庭中是否已有劳动力外出等多个变量的影响,而长期外出规划则仅仅受到其当前劳动分工的影响;相对于非留守女性,留守妇女的家庭负担主要来自于抚育子女。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

文章利用在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比分析了农村外出打工者外出前后自身变化,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本身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发挥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现状至关重要。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labor migration in Nepal

Do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hat result from declining access to forest resources shape labor migration in a context where 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intimately dependent on natural resources? Using 1996 household data from the Chitwan Valley of Nepal, we examined if a decrease in access to firewood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migration of individuals for work. The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environmental insecurity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migration regardless of destination,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bor requirements for household maintenanc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Manage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providing firewood substitute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t the local level is likely to change the labor migration flow, which could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future research.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

为了实现“十三五”期末全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乡村扶贫任务艰巨。尤其是具有自然、文化类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乡村，如广东省林寨古村落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实现了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了乡村扶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效应，增强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近几年,通过对我国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笔者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抓紧调整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改进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有利。     

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收入增长的新因素

劳动力流出究竟会促进还是削弱当地的发展是 1 99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运用中国 2 0 0 0年普查数据以及分县的时间序列数据 ,考察了人口流动趋势及其对当地劳动力和农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 ,1 990年代的大量劳动力流出对粮食生产影响并不显著 ,输出地的肉类产品反而有了较快的增长 ,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不发达地区农村收入新的增长点 ,正逐步发挥其消除贫困制约地区差距的效应。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原因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本文首先从地域、人口增长以及国家扶贫战绩几方面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贫困在地域上的重合性,进而从区域发展、社会公平和政策效果以及贫困人口的人文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贫困的原因,认为虽然造成区域性少数民族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区域发展的滞后,但在摆脱贫困的难易方面,政府提供的脱贫服务和民族人口的人文制约因素则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农村反贫困：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护的协同推进

我国农村的扶贫实践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然而新时期中国的减贫战略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两个困境：贫困内涵的转变，农村反贫困实践难度越来越大，贫困率的下降日渐趋缓。为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必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社会保护政策减贫效应，将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社会保护政策有效衔接起来，联合建构协同推进，构建集“开发性、预防性、发展性”于一体的新型减贫战略体系，针对不同贫困群体充分发挥各自减贫优势，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同时，自身发展能力也有所提高。     

西北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实践的调查与浅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近些年，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甘南藏族自治州是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甘南州进行了实地调研，首先将甘南州进行区域划分，分为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个大区，然后对每个区域扶贫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有效地解决甘南州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同时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借鉴。     

市场转型、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贫困缓解：以广州和兰州的贫困居民为例

使用广州和兰州的实证数据，在对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测量的基础上，对贫困居民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传统体制资本与贫困居民的贫困缓解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的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意义，但是人力资本、体制资本对个体生活机遇建构无显著意义。文后对市场转型论进行回应，并对城市贫困居民主要资本类型作用的制度环境进行了解释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