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先生教我们如何思考

今年是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我从尘封的纸袋里检出1949年上半年的学习日记。当时我正在北大哲学系三年级读书,汤先生是文学院院长,距今已有44年。岁月易逝,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汤先生的教学在我的成长道路上起过很大作用,是我学生时代最值得回味的一页。现在摘录几条我的日记: “1949年5月2日……关于斯宾诺莎,我有两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写了出来,交给汤先生,向他请教。听汤先生讲魏晋玄学,讨论郭象《庄子·齐物论注》,很有启示。1949年5月11日:清晨雨未停,天气凉爽清新。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读的用心。听汤先生讲郭象思想,     

导言:思者何为

正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多年以来,汤一介与夫人乐黛云两位先生都是《北大研究生学志》的顾问、指导老师,对《学志》同学们的想法、学习和工作都给予过亲切的关怀与支持。在吊唁期间,《学志》主编冯鹤昌和其他编委到灵堂吊唁汤先生,而后编委会决定开辟专栏,以实际行动、文章来纪念汤一介先生。本次纪念专栏,所选文章的作者皆为汤先生高足,既有中国学生,又有国外留学生;文     

《四院沙滩未名湖》

由于汤一介先生的关系．我和乐黛云先生的交往也有几十年了。乐先生总是那样热忱、安详、温暖．给人如沐春风之感：对汤先生也是体贴、呵护，无微不至。他们相濡以沫．鹣鲽情深。     

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

前　　言元朝忽必烈即皇帝位的同时任命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国宗教界首席国师( 1 2 6 0年 ) ,随后又将他任命为帝师 ( 1 2 70年 ) ,1 2 6 4年设立的佛教最高官署总制院 ( 1 2 88年改称宣政院 ) ,也由八思巴来管理。此后历代帝师均由萨迦派高僧来担任 ,从此佛教(尤其是西藏佛教 )便成为蒙古皇室尊崇的对象。有元一代先后建立了大量寺院 ,并对寺院以及佛事、法事采取了役税优惠政策。元朝在尊崇佛教的过程中 ,对西藏佛教以及全部佛教是怎样加以特殊保护的呢 ?并且在官制、法制、税制等方面又是怎样表现这一特殊政策的呢 ?本文主要以…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论佛教入华早期对中国本土神学的依附

佛教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由于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巨大差异 ,佛教在传入之初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面对强大的中华文化 ,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 ,当时的佛教徒明智地将佛教与中华大地上盛行的神学思想相结合 ,并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儒学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佛教在中国立足的问题 ,并逐渐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为其后的佛教中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近两千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中的佛教早期是指魏晋南北朝佛教大规模入华以前。一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尚无定论 ,但学术界基本达成…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BSI认证审核

2002年11月20日下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ISI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的末次会议在该院的多功能厅召开。会上,英国标准协会BSI太平洋有限公司的认证代表汤先生郑重宣布:“南京市第一医院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顺利通过了BSI认证组的现场审核!”     

2007年中国佛教美学研究巡礼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的宗教,其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颜受中外学者的关注.2007年的中国佛教美学思想研究,在延续前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以佛教禅宗美学的理论探讨、佛教与文学的审美解读、佛教与艺术的审美观照为中心,进而探讨了不同文化和芙学思想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洗涤窠臼,不失新见.     

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探析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同时也是一位佛教信徒。她与佛教关系密切,有着不解之缘,其母杨氏信奉佛教 使她从小便对佛教有所了解,入宫后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后来入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使她与佛教逐渐结缘。随着对佛教的感情 日益加深,她开始大力扶持佛教。她多次迎奉佛指舍利、翻译佛经、兴建佛寺塑佛像,使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佛教也对武 则天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为她革唐为周制造舆论,佛教在她建立武周政权后继续为她巩固统治服务。武则天与佛教相互作 用,相辅相成     

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

新疆为伊斯兰教流行的地区,维吾尔族也为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民族之一。但历史上并非如此。古代,佛教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影响很大。在新疆约两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占了一千多年。对吐鲁番、库车地区来说,佛教文化甚至统治了一千五百年。因此,了解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传播的历史,对研究古代新疆佛教与内地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新疆古代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佛教和日本艺术关系的研究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即：佛教在日本哲学、日本文学艺术、日本人的伦理道德、日本的科学技术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近年来,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佛教与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论文层出不穷,硕果累累。在此以介绍佛教与日本艺术关系的研究成果为主,并以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为重点,从佛教与日本音乐、日本建筑、茶道花道等三个方面对研究概况试作评述。     

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的影响——以重庆南川及金佛山为例

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影响深远。这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介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本文主要依据汉藏教理院档案报刊文献与其他相关民国报刊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追根溯源,梳理该院与南川及金佛山佛教之渊源。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中国近代佛教的困境与变革

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政治上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佛教内部的腐败没落,近代中国佛教处于极为严峻的困境之中。为了振兴佛教,佛教界人士纷纷积极探寻和尝试佛教的变革之路。其中,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和太虚领导的佛教革命最为瞩目,此二者,体现了正本清源和革故鼎新两大不同的佛教变革路向。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变革,从佛教弘化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弘法主体二元化、弘法理念世间化、弘法方式多样化等三个方面的特色。近代中国佛教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佛教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范缜《神灭论》发表的年代

范棋《神灭论》发表的年代,现有出版的思想通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几部著作都认为是在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如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梁武帝天监三年宣布佛教为国教,范缜于天监六年发表其《神灭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说范缜反对佛教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同当时宣扬佛教的王公贵族和僧侣进行的两次大论战,一次是在南齐时期;第二次大论战是在梁朝,梁武帝萧衍已把佛教定为国教,佛教     

论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

敦煌遗书里保留了大量的用于忌辰设斋时念诵的佛教亡文。敦煌亡文将佛教义理与世俗民众心理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以济度为功能导向的审美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佛教空观之美为基础、以净土理想之美为指向、以供养之美为手段、以伦理之美为辅助的佛教应用美学观念之集合。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充分表明了佛教美学世俗化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论汉传佛教的“慈悲”美德精神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其义为"与乐拔苦",它决定了佛教的伦理化特征,也奠定了其在汉传佛教伦理中的"母德"地位,即诸德之母,因为佛教中的戒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以及佛教诸应用伦理中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皆依"慈悲"精神而确立,皆体现"慈悲"精神、皆统摄于"慈悲"精神。佛教慈善则是"慈悲"精神的弘扬与践行,是佛教服务社会、饶益众生的主要方式。     

佛教信仰与日本文化精神

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曾是外来异己文化。然而，历经1500年的历史演变，佛教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日本人的情感、意识、理性诸方面起到了深刻及久远的历史性影响。其以祖师崇拜为基点的佛教信仰，构成了日本佛教的民族特征，并与神道教、天皇崇拜主义一道共同给予日本文化以深远持久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