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考析

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原样摹刻了宋徽宗大观二年的《尚书省札》和《成德军帖》两件公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尚书省札》摹刻有蔡京和林摅的花押,使我们对宋代押字制度加深了理解。《成德军帖》右侧顶格有一大的"使"字,是目前所见宋朝使相签字特殊样式的唯一摹写。《成德军帖》文末官员署衔,除一人以"知真定府司录参军"入衔外,其余官员系衔均曰"成德军"。这是宋朝在官员署衔中不用府州名而用军额特别规定的直接物证,对我们研究宋朝官制是有所裨益的。     

光绪《江西通志》清代布政使、按察史表史实订补

文章依据《清实录》、《清国史》、《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以及各种方志等史料,就光绪《江西通志》清代布政使、按察使表错漏史料予以订补,以便为后续对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详实的史料。     

关于《鹤槎年谱》的探析

《鹤槎年谱》为晚清官员崇厚的个人年谱。该年谱可以为研究晚清官场、崇厚本人及《里瓦几亚条约》等提供重要的史料,具有不可小觑的史料价值。     

一部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学史料学专著——《中国文学史料学》评介

潘树广教授主编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料学》已由黄山书社出版(1992年8月第1版),这是史料学界的大事。综观全书,有以下三大特色。一、理论新。该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开创了中国文学史料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华文学史料学首届研讨会1988年10月召开时,学者们深憾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该书的出版问世,是中国文学史料学理论体系创建的标志。诚如贾植芳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料学>序》中所称:“这是一部搜罗宏富,论证充分,体例严实而系统的     

论史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

<正> 史学研究对象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范围和内容,一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这是密切联系的两个问题。本文仅就后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一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传统的旧史学,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史料看作史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犹如医学研究的是活人的病痛而不是病历、化验单一样,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过程本身,而不是这一过程遗留下來的痕迹——各种史料。史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特点,要求史家在收集到足够的史料之后,首先要通过对史料     

宋代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问题考论

妓乐是宋代地方官员宴饮聚会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娱乐性活动,宋朝政府从诸多方面对这一奢侈享乐活动的开展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仍旧不能避免地方官员频繁地参加妓乐宴会,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造成两宋奢靡享乐的官场风气,破坏了各级地方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大量的财物、人力支出也使得地方财政以及百姓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太平天国女科考释

太平天国是否开女科?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和科举史研究领域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太平天国实行女科考试并诞生女状元傅善祥的史料现觅得至少9种.9条史料中,其中数条史料可互为印证,这些史料的作者是否串通一气作伪无法断言.分析9条史料,推论太平天国开女科及女状元傅善祥一说事出有因,而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推论是:太平天国女科系东王选拔人才的一次考试而非太平天国正式开科取士.     

开元采访使设置时间考

开元年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监察,设置了各道采访处置使.然而史料关于采访使设置的时间与数目的记载多不相同,甚至同一史料前后的记载也不一致,史学界亦众说纷纭,无定论.文章从贞观十道到开元十五道的演变过程试述了设置的采访使当为十五道,并就孟浩然与采访使韩朝宗相约进京一事质疑开元二十二年置采访使之说,从而考证得出在二十一年已经初置各道采访使官员,但二十二年张九龄上奏后玄宗才正式设置该使职.     

以道谊相勉——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与地方官员的交游及传道自觉

邹守益是江右乃至王门一传弟子当中与地方官员交游最多的学者,他在江西各地的讲会数量与相应地区官员的交游数量、亲王学官员的数量成正比,说明地方官员对讲会的参与、支持是学术在地方深入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官员参与或推动讲学的四种情形看,他们与王学的密切程度不一,但总体上对讲会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邹守益与认同王学的官员以道谊相勉,具有以学术引导官员的意识自觉和传道热诚,这是在嘉靖一朝直接的“上行”路线无法施展的形势下,邹守益等阳明学者“下化”路线中一个重要的选择途径.     

《撒拉族档案史料》、《撒拉族史料辑录》内部发行

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整理编印的《撒拉族档案史料》(汇集之二)和《撒拉族史料辑录》(汇集之三)已印行(汇集之一《明实录、清实录撒拉族史料摘抄》于1963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撒拉族史料汇集已出三集,总约五十三万字。 《撒拉族档案史料》收入了从中央档案馆明清部搜集的档案史料三七○件。其中,清王朝经济档二件,皇帝上谕四十八件,官员奏折、题本咨文三二○件,共二十七万字。其所反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唐代有很多官员受到贬谪处罚，但官员受贬过程纷繁复杂。文章通过对官员受贬依据、受贬地点及官品下降幅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唐政府依照一定的惯例，即依法贬官、补阙外任、品阶相近、重罪重贬等原则来贬谪官员。这些原则也是理解唐代官制的重要环节。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以此证明这一事件在晚唐的典型意义     

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

中唐政治首先出现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崇文倾向对中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倾向因唐末五代战乱而暂时中断。赵宋太宗、真宗两朝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宋初"内外制"词臣在文学创作中便自觉地将"当代"与中唐联系起来,把白居易当成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成熟的"中年气质"最终成为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对于宋诗承继中唐诗歌之精神气质问题的考察,不妨说是对传统诗史"唐音宋调"说的一种实证,也是在文学层面上对史学界"唐宋变革期"学说将中唐作为中古、近古之分界的一种回应与互补。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