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上游新旧石器时期的文化演进

在淮河上游和黄淮之间,不仅有生活在距今约10万年的许昌灵井人,还有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新密市李家沟文化遗址和舞阳大岗遗址。三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属于北方猎人细石器文化,是北方猎人族群在距今约1.8万年前后南迁而留下的文化遗存。大约在距今1.2万年猎人族群又陆续向北方回迁,淮河上游和黄河之间的细石器时代也随之结束。约在距今9000年之后,一支掌握较为先进的农业文化的先民来到中原地区,发展成为淮河上游地区著名的裴李岗——贾湖文化。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这一地区的新旧石器之间尚存在约2000年的时间断层。     

关于瑶族迁徙和飘洋过海史事的探讨

瑶族族源是多元的。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荆蛮的活动地区,在今四川、湖南、湖北、安徽之间,而不限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一带。瑶族先民的迁徙,也不是从平原越丘陵,入溪谷,进山区。其迁徙时间、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有飘洋过海遇狂风恶浪袭击、祈求盘王拯救,到达目的地的记载,表现其宗教信仰的民族性、群众性、继承性特点。     

有逢氏的来源和迁徙

有逢氏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起源于渭水上游,有一支顺渭水、黄河东迁,一直迁到山东蓬山、蓬莱一带。另一支则由渭水上游,越过岷山而南迁于四川。一、有逢氏的起源     

从肇源白金宝遗址看松嫩平原的青铜时代

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是迄今在嫩江下游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该遗址堆积厚,时代跨度长,文化内涵丰富。依据层位关系及对出土遗物的分析比较,可划分为四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期遗存为小拉哈文化;第二期遗存为年代相当于晚商时期的一种过渡性文化;第三期遗存属白金宝文化,第四期遗存是晚于白金宝文化的汉书二期文化。其中,第一期、第二期两种文化遗存为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填补了此前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空白,同时也为构建夏至战国考古学发展序列确立了可资比较的编年标尺。本次发掘所揭示的渔猎型生业方式,为当前我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提供了探讨另一种文明模式的新思路。     

无终新考

无终这一上古时期的部族,在族属上,过去将其视为山戎的说法是错误的,无终应为北狄系统中白狄的一支。在迁徙上,传统的说法也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出入;实际上无终在商朝后期便活动于陕晋交界一带,春秋时在晋悼公“和戎政策”下,东迁到今山西省太原市附近;鲁昭公元年“大鹵战役”失败后,分为二支,一支迁往今河北省涞源县与蔚县一带,另一支迁至今河北省玉田县境内。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谫论

商汤立国之前商族虽经历多次迁徙,但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豫东商丘一带。关于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历史文献中有众多记载,甲骨卜辞中"商"地也频繁出现,商丘地区至今仍存有商人先祖及其后裔宋国的众多名胜古迹。在考古方面,商丘的永城、柘城和夏邑等地均发现有先商时期考古文化遗存。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名胜古迹与考古发现均表明,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丘地区。     

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上)——关中地区原始社会文化史探论之一

一、前记关中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及其支流的其他河谷平原一样,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是我们祖先繁荣滋长的主要地区之一。我们这样说,不仅仅从文献记录上能夠知道,在这里曾经是我们历史上周、秦、汉、唐几个主要历史朝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从新的考古学的发现中,还知道了,远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祖先就在这一块肥美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地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了。目前,在陕西渭水流域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有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一支是仰韶文化,另一支是龙山文化,前者的时代较早,后者是接续前者而发达起来的。其中文化遗存包含丰富,数量最多,且分布最广的,要算是仰韶文化了。我写这一篇文章的主要     

试析小河文化的来源与形成

小河文化是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一,其来源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小河文化有关的材料后认为,小河文化来源于草原地带,文化形成过程较为漫长,小河文化的先民作为欧亚草原迁徙人群的一支,在东进的过程中吸收了辛塔什塔文化、彼得罗夫卡文化的因素,到了阿尔泰山西侧,一部分奥库涅夫文化晚期因素融入进来并沿着阿尔泰山南麓进入孔雀河流域,形成了具有多种文化因素的独特面貌。     

广西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点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概况经过建国后三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广西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已达30多处,这些文化遗存基本上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岩溶洞穴、河旁阶地.以前者为主,且分布普遍.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在人类化石方面,主要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洞人、都安县的干淹岩人和九楞山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柳州市的白莲洞第一期文化的白莲洞人以及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等.这些人类化石均属晚期智人与含若干绝灭种属的华南“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化石共存;地质年代相当于晚更新世晚期即考古学年代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化遗物方面,除与宝积岩人和白莲洞人共出的打制石器外,百色地区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的旧石器地点,被认为可能属于这个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的遗物.下面大致介绍一下各文化遗存的情况:     

“西江模式”的现代性迷津和可能出路

"西江模式"是指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独创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发"旅游模式。因其过度商业化,这种模式陷入了一种现代性迷津:加剧了苗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传承危机,加重了经济开发与保护原生态旅游本根的冲突。西江苗寨走出现代性迷津的可能出路首先是必须摆脱"现代-文明/原始-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发现传统,发现苗族,重建文化再认同;其次是培育生态思维模式,建构以政府主导、村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文化开发、传承、保护、传播、创新三边互动五位一体生态新开发模式;并建立"前台、帷幕、后台"立体、协同的空间运作机制。     

论巴渝舞的起源与嬗变

“巴渝舞”起源于巴渝地区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它的得名与古代巴人所居之地与江水之名有关。巴渝舞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嬗变为两支,一支是在汉初被列入宫廷燕乐,自汉至唐,长达千年;另一支是巴渝舞之精华,即民间巴渝舞。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演化为渝东地区巴人的“踏蹄舞”以及武陵山区土家族的“摆手舞”,它们都在民间流行千年以上。巴渝地区的先民们在用“巴渝舞”这种艺术形式表达思想感情、展示社会风情的同时,更为丰富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兴安岭岩画选粹

众所周知,大兴安岭是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发祥地。其实,从旧石器时代起,大兴安岭先民就创造了积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岩画就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自1974年和1975年在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发现了两处岩画遗存之后,近几年又有大量新的岩画被发现。迄今为止,已发现岩画点44处(黑龙江境内29处、内蒙古境内15处),单幅岩画3000多幅,基本为红色岩绘,内容极为丰富。大兴安岭岩画表现了大兴安岭地区及黑龙江流域远古先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早期文明形态和原始宗教内容,为研究东北古代民族的形成及文化的变迁提供     

汉唐崤山道路新考

汉唐时期，崤山一带的道路分为南北二路。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崤山南路自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向东南经雁翎关到达永昌河河谷地区。通过对汉唐时期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一带与永昌河河谷之间还存在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穿过南大岭山脉，隋代以前很可能是崤山南路主道。隋炀帝大业初年“开莎栅道”后，崤山南路主道才移至雁翎关一线。     

汉字中的古代居住建筑科技信息

中国古代建筑经历了一个由原始色彩浓厚的"穴居""野处"而逐渐向地面迁徙的历程.这个历程不仅在古籍中有记载,在汉字形体的构成中也可以找到作证.作为记录汉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汉字在演进过程中总是受着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汉字形体中,蕴涵着丰富的古代居住建筑方面的科技信息,彰显着我国先民在居住建筑方面的科技水平.     

赫哲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

正赫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赫哲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以渔猎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赫哲族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民族文化元素在赫哲族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渐趋下降。     

自然、社会与文化因素剖析:布依族古歌的产生

布依族古歌作为布依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布依族绵延持续的文化根脉,她传承了布依族历史,寄托着布依族人民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布依族古歌是布依族先民在传统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艺术结晶,先民们的"创作"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烙印,这一"烙印"就是古歌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实践活动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古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因素。     

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

200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边缘发现一处岩画遗址。岩画遗址的动物形象很有特点,身体部分为前后两个三角形相对构成。在我国境内是首次发现这种类型的岩画。这种风格的岩画在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岩画遗址群塞伊玛里塔什（Saimaly-Tash）有大量的发现。塞伊玛里塔什和博格达冰川发现的独特、相似的岩画说明,在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生活在费尔干纳附近山地的牧牛人,他们曾沿着天山一直向东迁徙,到达今乌鲁木齐一带。这些人有可能把中亚（本文所用＂中亚＂一词,为狭义的中亚,主要指中亚五国地区,特别是锡尔河、阿姆河上游地区的山地、盆地和绿洲）及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传入新疆。这个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之外西南方向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新疆出土彩陶

新疆彩陶,是国内外文物考古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地处亚洲腹部的新疆,是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与西方古代文明接触、交流的一个前哨地区;在欧亚旧大陆上,古代民族西往东来、迁徙不绝,新疆大地,也曾是一个很重要的中继站。从逻辑上看,这种古代民族的迁徒,古老文明的相互接触、交流,在保留至今的物质文化遗存上,会刻印下痕迹。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彩陶器,当然也会透露出这一方面的历史信息。于是,根据     

西域萨满教岩画的文化阐释

新疆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分布的洞穴彩绘岩画是萨满教的遗存 ,所展示的是萨满为本氏族兴旺祈求人口繁衍、多获猎物所进行的巫术操作和祭祀仪式的场面。岩画中的萨满形象、萨满法器、面具等都是在传递一种神秘的“力” ,旨在保证人口繁衍和狩猎成功。     

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时期的身体意识

对史前时代文明的考古发现,西藏有着丰富的早期人类文明遗存,这些史前时代的创造物具有人类早期文明的一般特点和西藏地域特点。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藏族先民在这些创造物上静态地凝聚了早期人类意识活动的特点。本文拟运用身体哲学的观念,研究分析西藏石器、陶器和人体装饰物等人的创造物特点,以及器物＂涂朱＂的习俗,揭示西藏先民在人类创造活动中表露出的身体意识和观念,显示西藏文化起源上人的意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