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构建：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学挑战的回应

20世纪40年代，面对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回避，而是采取了主动式批判与深刻性构建并举的策略。“主动式批判”，即将这种回应置于主动“破”现代新儒学的科学性的实践中，以此来“立”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大力彰显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度；“深刻性构建”， 即通过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开展系统性地“立”，亦充分体现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深度性。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的三重实践底蕴.要科学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必须科学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及其科学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的精神实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在降低经济与社会运行成本的基础上为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中的自由与必然观述评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所着力进行的工作之一,就是从人类实践活动的“综合运动的可知的统一性中揭示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以及二者之间不可消解的联系”。因此,研究《辩证理性批判》中的自由与必然观,对于深入了解和批判萨特的哲学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讨主客体关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一)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首先对“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的涵义作了独出心裁的规定。他说,这里所谓自由,“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民的现实幸福”之科学性和现实性。在人类信仰谱系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其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着力的场域、价值目的及其思维逻辑，都有别于宗教信仰，从而标示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独特性。其独特性之根本点则在于其科学性所内蕴的坚实真理性、真理性所涵括的价值性、人民性所彰显的崇高性，从而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在于无产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实践逻辑中，内在于追求“现实幸福”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具体内化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是“我们的”信仰。     

哈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重批判向度

哈丁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识论展现着“物的科学”批判、普遍性知识批判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三重批判向度。在“物的科学”批判上，哈丁认为“物的科学”是女性缺席科学的根源。“物的科学”遮蔽了科学中人与人的关系，使现实的人游离于科学之外；在普遍性知识批判上，哈丁认为知识生产过程比知识标准更重要，认为普遍性原则忽视了知识生产实践，需要通过实践创造更美好的地方性知识共享形态；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批判上，哈丁批判了内在主义使人必然而片面地发展和外在主义使人在观念中发展，号召打破僵化的性别劳动分工，消除制约女性发展的各种束缚，实现平等、和谐、多样化的科学发展形态。     

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斯托扬诺维奇的异化观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将,斯托扬诺维奇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对马克恩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式的考察。他通过澄清“人的本质”概念、指出“异化”与“非异化”概念的困境及其超越途径和对共产主义设想的再思考,明确揭示出马克思思想中所存在的张力与冲突。斯托扬诺维奇主张跳出马克思主义框架本身,以一种批判式的目光反观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来说,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的实践哲学取向

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以下简为<批判>)认为,只要哲学存在,它就是实践或社会运动的表达,而非抽象的科学的影子.在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中,萨特继承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要求为在第二国际和苏联那里被知识化、官僚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恢复人",使理论重新走向实践和行动.为此,<批判>将个人实践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揭示了整个社会实践的结构和功能.相应的,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论理性悖论的嬗递及其流变--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视域

康德所揭示的“理性悖论”是形而上学同一哲学进行反身思维时必然产生的,黑格尔通过“绝对理性”的“拉扯牵引”疏解了这个悖论。在此之后的哲学流派都是通过批判黑格尔间接地回应理性悖论而展开各自的理论话语,但问题指向、致思理路与思维范式都发生了变化。正是在理性悖论的嬗递与流变这个宏观视域中,才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与价值。     

论康德审美判断中自由的本质

一“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使康德“三大批判”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过渡就是以“自由”为纽带的，这一点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开篇即已点明：“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既然被实践理性的一个必然法则所证明，所以它就成了纯粹的、甚至思辨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心石。”①尽管这种“证明”只是在“实践”的意义上“通过一个事实证实了在思辨理性方面原来只能被思维的那种东西。’，②理论认识的价值还不明确，但是作为思辨理性的最终归宿，它仍然体现了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二者之间本质上的超验联系。对作为纽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概念的典范创造——以邓小平“小康”概念的形成过程为分析范本

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日益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之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所提出的“小康”概念,堪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新概念的典范.仔细分析这一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及民族命运的重要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背景因素,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小康”概念的科学内涵及实践指向的理解、认识和把握,而且可以从方法论意义上总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概念形成的基本路径与方式,从而对于我们不断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概念提供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的质转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主要经历了“西化”、“苏联模式”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种范式转变.这三种实践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又有交叉性,在具体的实施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是中国现代化在历经“西化”、苏联模式化等各种实践范式之后的必然转换.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何萍在《哲学动态》2020年第9期撰文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这一新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概念,消除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的不利影响,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更新;第二阶段主要通过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建构以"危机/批判"为内在结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理性思维方式.这一历史理性思维方式既对我们思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有效,也对我们观察当下这一危机四伏的世界有效.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性研究,是以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国伟大实践的紧密联系,进而推进了中国实践哲学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从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到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解读《手稿》到解读《资本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主体性哲学的建构"到"中国文化深层理性结构的反思"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批判的,又是建构的.     

中国现代思想的科学化及其效应

科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科学意识形态化和信仰化的结果──科学主义也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后果,其一是堪称"启蒙悖论"的"科学压倒启蒙",即遮蔽了科学所蕴涵的自由批判精神,而使本来是思想解放活水源头的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思想独断的渊薮.其二是弱化了"求真"这一科学精神本应具有的重要内涵.其三,限制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使其中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充满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救赎精神的内容被遮蔽.     

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 --20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平议

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以知识界和学生为主体的一场针对基督教的理性批判运动,它以自觉的文化批判开始,起了宣传科学理性、反对迷信、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作用;而运动后期的发展则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则应指出,在这场以宏扬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为自觉诉求的运动中,真正的科学精神、理性态度表现得并不多.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由于时局的压力、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急切心态,这场运动中真正进行理性和自由的对话、论辩、深入思考和文化批判的时候是很少的.它成就了反帝和民族主义的一段辉煌,但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对今后不无影响的一页败笔.倒是对其持不同意见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更体现了一种理性态度.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贯通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展开,源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和实践拓新。“两个结合”开启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新空间,既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路径,也科学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科学方法论,以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及时求解时代新课题,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新格局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