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的人格诠释法——以李贽哲学与人生的诠释为例

“成人”“成德”的人格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法亦应围绕“人格”这一核心展开,此即“人格诠释法”。此诠释方法,以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为内核,从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即超越的生命与现实的生活二个层面展开,从而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民族之精神与文明之面貌。以李贽哲学观之,“童心说”体现的是其真实日新的人格,“空（真）-寂（实）-知（新）”三者圆融是其内在思维模式;而“豪杰论”体现的是狂狷有为人格,“有两有对”“各异其性”是其内在思维模式。与其理想人格相应,现实生活中的李贽是一个标新立异而既方又直,“身游物外”而“心切救民”之人。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意蕴

李贽的“童心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命题。依据晚明的思想特点及文学实践状况,总结出“童心说”提出的理论背景包括批判宋明理学与纠正复古文风。继而从李贽对“童心”一词的解读及其对“至文”的创作方法入手,认为其美学内涵可以概括为创作内容上重真实、形式创作上重自然。     

李贽“童心说”的道学渊源探微

李贽的"童心"包含三层含义:"真心"、"本心"以及"最初一念之心"。老子的"无为而治"、庄子的"真"、"齐物论"等道家学说的思想,皆被李贽吸收在其"童心说"之中,成为其"童心说"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李贽"童心说"理论的形成,与道家思想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思想关联。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李贽“童心说”对俗文学的影响

以通俗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一向被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所不齿。明代李贽以“童心说”出发论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使通俗小说和戏曲可以具有与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李贽在实践上投身戏曲、小说批评,提出化工与画工的概念,初步建立起戏曲、小说批评模式。李贽这种以“童心”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改变了俗文学一直被看作地位卑下文体的传统观念,不仅从美学品位上提高了俗文学的文本价值,并且促进了俗文学的传播和普及,对当时俗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李贽的曲学贡献

李贽对晚明戏曲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其“童心说”开情性论的先声,“化工说”为本色论的基础,“泄愤说”使传统的发愤说发生质变,推动了人文主义创作思潮的发展。     

李贽“童心说”新解

李贽在晚明学术思想史上凸显为领军式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6世纪是李贽的世纪。他的"童心说"展现为思想理论的核心。童心是存在的深井,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人、人类的最初生命的原型表征。他在提出"童心说"之前的学术实践活动皆是导向此理论的建构,可以视为"童心说"的准备期,其后的思想理论与社会批判实践均围绕"童心说"而作多向度展开。"童心说"因而构成李贽社会批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总纲领。而社会批判维度的实践展开成为"童心说"的根本内涵。     

李贽“童心说”道家思想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且有着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渊源。李贽兼取儒、释、道各家又能融会贯通,其中心学、禅宗和道家是李贽思想尤其是"童心说"最重要的来源。李贽"童心说"思想受到了道家"婴儿说"、"自然说"、"自然人性"等思想的影响。通过对"童心"与"婴儿纯朴之心"、"出自童心之言"与"自然发出之言"、"出自童心之文"与"至真至性至情之文"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揭示出"童心说"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所在。     

前卫与先锋:论李贽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

李贽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支柱是“童心说” ,曹雪芹则提出了“正邪两赋论” ,二者都表现了对封建正统意识形态的叛离、批判倾向。李贽与曹雪芹都为妇女的权利而大声疾呼 ,都对儒、佛、道等传统思想中的消极层面予以扬弃 ,同时借助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抗历史的异化 ,呼唤人性的解放。李贽、曹雪芹和鲁迅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前卫与先锋 ,是“启蒙三圣” ,他们的精神遗产是传统文化的精粹 ,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家园     

李贽《童心说》与其圣人观

李贽作为晚明的思想家,他的名作《童心说》不但是文论名篇,更反映了其圣人学说的三个层面,是李贽圣人思想的集结篇,而这种学说又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标记。从此点出发,探讨《童心说》中所隐含的李贽的圣人观。     

李贽《童心说》与其圣人观

李贽作为晚明的思想家,他的名作<童心说>不但是文论名篇,更反映了其圣人学说的三个层面,是李贽圣人思想的集结篇,而这种学说又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标记.从此点出发,探讨<童心说>中所隐含的李贽的圣人观.     

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辨正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对此句的理解，若脱离具体语境，容易将其简化、曲解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找寻此观点的具体出处并梳理内涵，发掘其文本背景与现实面向，可窥见二者的巨大差别。此外，李贽思想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受王阳明影响，阳明晚年明确“致良知”说，针对孔子之是非的讨论可称为此说探索过程的体现，“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是李贽对此的发扬。在此基础上，以“童心说”为中心考察可见李贽提讲“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实在于指出“以童心之是非为是非”,对孔子之是非的讨论仅为围绕此展开论述的虚说，并无特殊含义。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李贽·袁宏道·钟惺

明代万历年间,文风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曲折。由于反封建礼教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三袁在李贽的直接影响下,倡导文学创作上的“性灵说”,主张文学“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又起来纠正公安派的“僻”与“俗”的流弊,在主张抒发性灵的同时,提出有选择的学古,在性灵里装进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孝弟忠信”这些封建性内容以束缚个性的解放,致使诗文方面的个性解放理论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禅宗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

禅宗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左东岭，杨雷李贽的童心说在其哲学体系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又是其文学观的核心及晚明文学主潮的哲学基础。故凡言及李贽思想者无不论其童心说，但又大多阐说不清。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对童心与禅学之关系未能悉心梳理。本文试对此作以考释...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内涵

李贽的文艺批评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他从哲学层面提炼出的"童心说"在其文艺美学观中具有纲领性意义,其真实、自然、形神、情趣诸论都是童心说的逻辑引申和具体阐发,昭示了李贽的审美价值取向.     

李贽的“童心说”与汤显祖的“情至说”

汤显祖与李贽身交甚少却神交甚厚.汤显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汤显祖说,读李氏之书如"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汤显祖之于李贽,更多的是把他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汤显祖的"情至说"与李贽的"童心说"无论是在理论基础、哲学思想上都具有相似之处,"情至说"受"童心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李贽心目中的儒者形象述论

李贽心目中的儒者形象,是基于他对当时士风的考察和对儒家思想的感悟而逐步形成的。他以童心说为指导,追求真心,主张发挥个体的真实性,批判假人表里不一和没有远见卓识。李贽以《藏书》为载体,勾勒了心目中儒者的形象,即审时度势,适时变通;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人格独立,修己安民。这些表明李贽有强烈的恋政情节,他所描述的儒者的理想形象,更接近于先秦孔子的设想,体现当时反理学化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