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婢女婚姻特殊性的历史解读

作为地位低下的女性贱民群体,明代婢女的婚姻呈现出迥异于其他阶层的特殊性,表现为婢女婚姻权利法律文本的空洞、婢女婚姻实现中的主家利益取向和婢女择婚对象的相对宽泛。这些特殊性既反映了传统社会固有的法律精神及运行特点,也与有明一朝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联,特别是前二者是中国古代法律讲究尊贵有序、良贱有别以及国家法律规范与社会具体实践之间存在弹性的集中而直接的体现;而明代婢女择婚对象的相对宽泛则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等级秩序松动和良贱界限趋于模糊的必然结果。     

明代妇女的家庭角色及其地位

按照传统的观念,男女之间的职责各有不同。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一个变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在各个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从女而妇,进而由妇而母这样两个角色转变过程。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本文从家务劳动、婆媳关系、相夫、教子四个方面,对明代妇女的家庭角色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明代妇女的作用仅仅限于家庭之内,很难扩大到社会。就此而言,妇女家庭角色地位的凸现,反而说明了妇女社会角色地位的缺失。     

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及其绩效

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作为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等生产活动,成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证明,明代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而且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出现了诸如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之类的职业女性群体.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唐代妇女及其地位

唐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地位,与其前代婢女的“资产”属性并没有两样。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应该是全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唐人的妇女观仍然是“男尊女卑”。唐代妇女生活比较开放,当源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改变。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

元代系官匠户是官府局院的主要劳动者,在法律社会地位上,他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事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应役的具体环节上与其他人户有很大差异,但仍不能把他们视为低于凡人的"驱口"与工奴,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征调匠役、均衡徭役需要的特殊安排.其次,在经济地位上,元代有相当一部分系官匠户,除在官府应役之外,可在一定限度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如种田纳税、开张店铺从事手工生产,这些表明他们拥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不过,随着元代整体生产关系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比前代还是大大加强,所受的奴役程度也大大加深.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     

明代妇女的生育之职及其相关习俗

传统中国妇女的家庭职责,大抵包括生育、主中馈、相夫、教子、管理仆婢等,而生育更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妇职。在明代,无论是皇室妇女,还是平民妇女,无不都有独具特色的生育信仰及其习俗,而其目的均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家族内的地位。围绕妇女的生育问题,则衍生出了诸如生育禁忌、溺女乃至祈子诸多习俗。这些现象揭示了明代社会中深刻的儒家传统"男尊女卑"意识的实质以及明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女性的阶层沉浮与命运羁绊——两性社会分层地位差异及地位获得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全面边缘化的趋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上均处于劣势.从两性社会分层地位获得的途径看,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状况既与女性的个体因素有关,也深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女性的分层地位体现出诸多的“再生产”特征.女性社会阶层流动的这种封闭性特征限制了女性向上的阶层流动,造成了女性社会地位普遍的边缘化.     

明代土默特部蒙古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在蒙古土默特部的发展历程中，蒙古族女性以其勤劳智慧的双手为本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她们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和男子共同创造了蒙古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甘南藏族妇女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

历史上,甘南藏族妇女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在宗教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受教育权被剥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但多种婚姻形式的存在和不分男女的财产继承方式使藏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现代社会中,她们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多元利益主体下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危机研究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存在与发展着的事物或事业,在其运行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虽然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数量上得到了绝对的增长,但其社会地位不容乐观。因此,根据利益主体关系,从评价中等职业教育的外部客观因素的家庭、政府和企业角度来研究其社会地位现状,得出其社会地位存在危机的结论。最终为了保障各主体的利益能够得到满足,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提出4点建议：1.加大投资,实现投资渠道多元化;2.加强师资建设;3.健全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制;4.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市场。     

新疆维吾尔族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喀什地区疏勒县巴仁乡的调查

本论文将城镇化与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问题紧密结合,以巴仁乡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地位转变为主线,对巴仁乡打工妹的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家庭主要事务的参与权、自主择偶程度以及对家庭经济地位自我评价等几方面做一个详细的、系统的田野调查,找出外出务工经验对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影响,并对经济因素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这一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从而得到结论.     

社会空间分化对城市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社会建构空间，空间诠释社会。快速城市化过程客观上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空间分化，而不同阶层的人由于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主动选择了“屋以类聚”的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决定了不同阶层之间交往方式的不同，导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趋于隔离化、淡漠化，人际关系满意度下降。但实证资料表明，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的分化并没有降低人际关系满意度，在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满意度依然很高。且人际关系满意度不受社区类型的影响，仅与社会经济地位、闲暇方式显著相关。     

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在正德前后明代社会、文化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开始出现转向,诸如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一至晚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文化更具“活力”与“多样性”,进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古代犹太女性的社会地位探析——从女性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的参与之视角

检视《圣经·旧约》中女性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参与的大量史实发现,古代以色列-犹太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说明即使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仍有一定的政治与宗教生活的空间.如果只是简单地以“男尊女卑”的术语来概括古代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共性,未免有失偏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婢举措及其效果评析

在妇女解放运动影响和国际联盟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禁止蓄奴养婢办法》,试图采取强迫登记等办法解放婢女。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颁布的《禁止蓄婢办法》,在继承《禁止蓄奴养婢办法》的基础上,对禁婢步骤及善后工作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比如对登记后拒不解放婢女的主人要送交司法机关处理,在解放婢女的同时严禁婢女买卖,等等。但从实际情况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婢办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