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1、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2、对马林诺斯基功能理论偏颇的修正;3、提出“心态”概念和“文化自觉性”观点;4、应用类型比较的田野研究方法。     

比较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是将两个以上的社会资料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即通过探讨其相似性和差异性,阐明人类社会的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并进一步探求使其产生变化的条件(因素),从而在理论上得出一般性的科学结论。自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wrkheim)提倡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比较法以来,比较社会学虽然在法国和英国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中间得到了应用,如英国的弗雷泽(J·G·Frazer)与拉得克利夫一布朗(Radclffe—Brown)甚至把社会人类学规定为比较社会学就渐渐地销声匿迹,不再为人所闻。原因在于:一方面,成为这种见解的基础的进化论已经走向没落,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领域内的各民族     

费孝通“志在富民”思想及其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志在富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富民思想具体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发展,但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研究,探求中国式的富民之路。费孝通先生不仅为推动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他的治学精神和科研方法也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者带来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深刻的启迪。本文拟就费孝通的＂志在富民＂思想及其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启示作简要阐述。     

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英国,其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回国后,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诸多经典的调查报告。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土本化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获得过"赫胥黎奖"和"马林诺斯基奖"的亚洲学者。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曾寄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希望。他曾为《社会》创刊号寄文,其著名论文《江村五十年》也是首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1986年第6期)。在即将迎来他95岁华诞之际,本刊特刊发一组有关他学术思想的述评文章。     

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城市化、工业化等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其实,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约70多年前已探讨过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等问题,30多年前探讨过中国的城镇化,可见,中国人类学具有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学术传统。目前,我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正在推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企业人类学则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费孝通教授２０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

去年11月,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度过了他的九十五华诞。他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成长的艰辛。1979年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得以重建时,他已是60 多岁的老人,因为坚信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他决定挑起重建社会学的重任。1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他怀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城市,又从城市到经济中心,足迹遍及全国。他“行行重行行”,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走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提出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开始把…     

英美社会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

(一)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群体和制度,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差别,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家庭形态,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出差异性。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为以研究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为宗旨的人类学提供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便利的条件。因此,从人类学产生之日起,家庭就一直是人类学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曾经对家庭进行过研究,并以此而出名。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库尔普(Danil Hkulp)被认为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他所调查的地方是广东汕头的凤凰村。1925年,他出版了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华南乡村生活》一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这是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在     

“社会网”理论述评

社会网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 ,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 ,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社会学从创始以来 ,社会结构一直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Ｇ．Ｓｉｍｍｅｌ）在《群体联系的网络》（１９９２）中第一次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网络”一词 ,并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二、三十年代 ,英国人类学家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区的界限并不象主观判定的那样清楚。在这种背景下 ,社会网分析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布朗（Ｂｒｏｗｎ）…     

论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客观存在于任何民族之中的普遍现象,因而对各个民族的心理及其发展产生影响,从而成为民族心理学、民族学必然要探讨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动态研究来进一步理解民族心理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变动不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一、社会文化的变迁因素 变迁在所有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这里所称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人、文化和社会;而自然环境则是指具有某一特征的生态环境。人口密度的增加、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出现便属于社会文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在国内外事有盛名在费孝通先生的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学实践中,他分别对中国农村社会、社会结构、少数民族、小城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他对推进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振兴和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概述费孝通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文章此文系莫晓羱同志研究费孝通社会学实践和理论的一部分,仅限于学术生涯的概述,有关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论述方面、本刊将在适当的时候刊出     

经典文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依恋故土的民族。热爱家乡,奋发图强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感情,一代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教授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费孝通教授毕生致力于农村社会的研究,《乡土中国》是他20世纪40年代研究农村社会的力作之一。     

美国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方法

社区权力结构是社区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自从美国社会学家弗洛依德·享特 (ＦｌｏｙｄＨｕｎｔｅｒ)的《社区权力结构 :决策者研究》(１９５３)出版后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纷纷展开相关的经验研究 ,其内容主要包括不同社区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     

美国应用人类学的早期发展

应用人类学是将人类学的科学发现、研究技术或方法用于解决人们遇到的实际问题的学科,是对文化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应用。任何一门学科都包含着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可能性,而人类学中包含的这种可能性则正是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人类学与人的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试图影响人们对周围社会的认识以及他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而人类学的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则是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深入了解被研究社会中的问题。但人类学家又往往不满足于描述问题和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他们还常常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走出“象牙塔”,深入     

英美社会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

外国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库尔普,被认为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自库尔普以来的外国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在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收集文献资料进行的,亲自进行田野调查的较少。60年代以后则是以田野调查为主,但主要限于台湾和港澳地区,对中国大陆家庭的研究,则是通过访问移居港澳和海外的大陆居民而收集资料,在中国大陆的田野调查工作,只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因此,本文所提到的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多是根据对传统社会和港台社会的资料而作出的。     

马林诺夫斯基的生平和学说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因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1980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于4月间前往美国丹佛市出席授奖仪式.这里谨向读者介绍一下马林诺夫斯基的生平和学说,以及当代国际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布罗尼斯瓦夫·卡斯佩尔·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创始人,1884年生于波兰克拉科夫市,后加入英国籍.1908年以最优成绩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在一次患病疗养期间,读到G.弗雷泽的一本著作,引起了他对人类学的兴趣.     

评《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一书既是今日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传记,又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记录。该书从费孝通年轻时在苏州的经历起,一直写到他在1957年由于倡导社会学的重新制度化而被剥夺了其颇有影响的地位。书中追溯了这一“热情奔放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不问政治但颇有进取心的学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和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也被卷入中国的政治。五十年代,费孝通成为一名献身于社会科学的斗士,并使自己成了不受政府宠爱的人。通过分析费孝通在上述不同时期的作品,阿库什评述了费的社会学思想,     

西安周边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人类学透视

人类学家对旅游活动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旅游人类学。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地方特色、可替代性是其关注的重点。本文以旅游人类学观点为理论依据,为西安周边开展乡村旅游提供人类学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