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多维审视

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作为农民利益表达和维权的群体行动,彰显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和增强。它在总体上可分为原发型和继发型两种基本类型。干群矛盾的积聚是其主要根源所在,切实改善干群关系、进行政治生态治理和建设已是严峻的现实需要。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要走上法制化轨道,这又需要各级党政及其官员们转变观念和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势,在健全法制方面注意加强立法、执法和司法诸方面的互相配合以发挥法制的整体效能,培养法治精神和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试析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使农村社会的隐性矛盾逐渐转化为显性,与此同时,改革提高了农民的利益主体意识,但却没有给农民足够的制度化表达空间,因而使显性的矛盾自然就转化为群体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建设和谐社会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明显的副作用。本文试从对当前农村中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成因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有所裨益。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研究——以Q市社会调查为样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实现由治标到治本的转变。结合Q市社会调查样本,通过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的阈值分析,发现征地拆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资矛盾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和腐败问题成为当前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建立健全预防预警机制成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治本之策。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严峻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制度不健全且缺乏保障机制,村委会和党支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村委会威信缺失,剩余劳动力与空巢家庭的风险隐患,土地流转与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风险等等,都向我国农村社会提出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机制,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的全程监控和反馈机制。     

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因素与塑造途径——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塑造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对于公众的魅力指数,可以缓和甚至是化解政府与公众间的摩擦,有效避免事件的发生和遏制事态恶性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压力与困境之下,为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我国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产生原因及对策研究

村委会选举是我国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村民对农村资源的关注、农村社会动员的扩大、内部差距的拉大和宗族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干扰。这些变化导致了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使之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威胁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和建立村民权利司法救济系统等,保障农村地区稳定,促进农村的健康发展。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意义及其现实困难

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最广泛的社会民主,加强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当前,此项工作正面临着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不顺畅、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权利边界模糊、宗族势力、贿选现象以及村民素质低下等诸多现实困难,这些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制约此项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     

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生长与逻辑的考察

1989年,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试点。此后至今,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走过了24年的历程,安徽已有10多个县市的几百个村进行了实验、试行、运行,从未间断。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经历了"单个村范围内试点"、"乡范围内村实验"、"跨镇范围内村试验",直至"县范围内村试行"。"组合竞选制"的诞生是实践、理论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观探索与客观背景紧密结合的产物,并且因地制宜地探索了中国特色"草根民主"的具体发展形式。     

社会选择规则的比较及应用——以村民委员会选举为例

我国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实践中问题颇多,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较完善的选举规则。通过运用社会选择理论比较多种选择规则,得出一个高效、公正的选举方法,可以为未来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完善,探索出一条新路。     

两票制:组织技术与选举模式——“两委关系”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两票制是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一种制度创新。起先 ,它是应对农村党支部权威危机的偶发产物 ,是党支部建设的一种组织技术 ,随后在解决两委关系的脉络内发展成为一种组合选举模式。文章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两票制的形成背景、发展脉络 ,以及从组织技术到选举模式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 ,讨论两票制对于解决两委关系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所具有的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民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创造。但在其运行过程中却遇到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不顺、村乡两级干部对选举有厌倦情绪、村委会与村党支部权利界限模糊、村干部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文章认为,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理顺和完善各项农村政策、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减轻农民负担,是改善目前村民自治状况的根本环节。     

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效果、问题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池州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我们发现,历经六届村委会选举,农村民主选举从形式到实质内容、从观念到具体运作,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民主选举已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生长点"和田野希望.必须及时总结换届选举经验,加强和完善选举的制度安排,科学规范和指引选举操作,把村委会换届选举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切实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谐乡村.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陕西关中农民收入状况调查与分析——以关中某村民小组为例

在对陕西关中一个村民小组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制约该组村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上级政府责任缺失，村干部长期空缺，农村企业发展受挫，乡村债务缠身，农产品市场难以把握，村民残痰和非正常死亡缺少救助。提出的建议有：尽快明确管辖权划归问题，通过指标选举村委会，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出让费化解部分乡村债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依托国家扬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走农村“专业化→组织化→企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