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

政绩合法性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改善政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满足民众发展基本需求,获得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则、民众认同的执政绩效构成政绩合法性的基础;政绩合法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是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创新是破解政绩困局、化解合法性危机、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有效途径.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必须有一定的政绩支持,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但如果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并没有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也就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但是,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稳固了的思想却随处可见,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警惕.为了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我们采取的战略是,继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努力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     

政绩合法性战略的选择及其困境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永恒主题,它关系到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持久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一些后发国家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压力,普遍地把政绩作为其合法性的首要来源,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依据,一些国家的确也运用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谋求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来说,仅仅致力于营造绩效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许多处于转型中的、向现代化过渡的国家来说,只能把有效性看作是营造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却不能将其视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手段。唯有制度建设才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保证。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试论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合法性挑战及政策选择

政府的合法性即指政府的权威、地位得到民众的认可、支持、忠诚和信仰的一种状态。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必然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的合法性挑战。政府面临合法性挑战不等于面临合法性危机,但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挑战所带来的问题,政府合法性危机就必然降临。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探析

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撞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容纳民众参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形成的合法性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过分倚重于意识形态、过分倚重于有效性以及明显的人格化取向.克服这些弊端,大致有三条可能性路径.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基于合法性、合法性基础、执政合法性基础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历史必然回应.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政府规模选择与政府成本和绩效

按绩效原则,政府规模理性选择的位置应落在它带来的成本适度和绩效最大的那一点上,也就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政府规模过大必然导致政府成本增加,无效成本扩大,政府绩效降低,还意味着可能的政府失败及社会与市场的萎缩。     

政府投资的内源性及绩效分析

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活动 ,包括中央政府投资和各级地方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是政府的一项经济职能 ,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投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宏观调控的能力。政府投资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是把社会效益最大化作为其终极目标。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公民服务：社会变革中的政府传播理念

社会变革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图景。社会变革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公众视角应该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视角和作为公共关系对象的公众视角的结合。政府行为的权利主体始终应该是公民。这也决定了公民利益应该成为政府传播的价值出发点,为公民服务应成为政府传播的核心理念。而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保证社会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转,制衡社会传播力量和对弱势群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扶助,同时注重政府自身的效能提高与形象的维护,推进政治文明。     

WTO冲击政府问题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从WTO中受益,政府必须面对WTO带来的第一轮冲击波问题,这些问题与国民待遇要求为核心.要求透明,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方可从容应对.重点在于经济管理的法制化进程,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手段的合理化进程.政府行为及行政方式规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安全提速.     

论转型期政府信用建设的政治伦理功能

转型时期社会信用缺失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而在其中政府信用问题则是关键所在。本文在对政府信用的内涵特征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转型期政府信用建设的政治伦理功能:政府信用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信用建设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保障;政府信用建设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论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公正的特定内涵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理者和社会矛盾冲突的平衡器,宏观调控作用日益凸显,政府行政公正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全新的特定内涵,应处理好三对关系,实现三个有机统一:即实现社会公正与个体公正、行政形式公正与行政实质公正、行政手段公正与行政目的公正有机统一。     

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范式

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为着眼点,分析了政府职能的内涵与我国政府职能的现状,并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进行了探讨.提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范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并试指出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相关举措,以期对我国政府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振兴中国东北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长期以来,东北地区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市场经济改革,制约了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府职能转变一要改变经济发展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二要改变政府职能定位;三要改变政府的一些“不对称规则”,从而达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性与法制型政府的目标。这也是振兴东北战略的必然选择。     

论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府把工作职能定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重心逐渐集中到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来.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有可能构建起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