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传统哲学 ,也是现代哲学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几年来 ,由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所引发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在有些问题上仍然没有澄清。此问题的是否解决也势必影响关于对人学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 ,也更加关涉到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该文对何谓人类中心主义做一个简明而概括的一般性理解 ,并对自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存在及影响做历史的考察 ,同时揭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质 ,力求建构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观     

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反思

环境伦理学按照其基础价值论可分为两大阵营,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大阵营在人与自然、与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处于争论状态。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并不在一个问题层面上,从根本上讲这种争论是一种"伪争论"。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类已进入21世纪,却面临着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与传统上人们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有关.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是人类跨世纪的重大选择.要坚持这一选择,就必须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在思想观念上对人类重新定位,同时做到与自然相生共容,和谐发展,并且通过在哲学层面上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树立新的社会发展观、宇宙整体观和人类价值观.     

中国文明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

文章对德里达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中国文明是"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文明",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观点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批评,认为德里达的观点不能成为支持汉字优越论的论据,相反中国文明也处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之下:既有德里达揭示的那种以声音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概排斥言语与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有以文字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论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同一性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前者盲目强调人的主体价值,片面认识及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忽视自然对于人类的先在性及其客观规律,奴役与盘剥自然,最终导致人类面临诸多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后者尊重人类生存及发展权的绝对性,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及环境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时前者的扬弃.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尤其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和文明发展模式的巨大进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都以人为本,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都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符合科学发展观,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内在同一性.     

从自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到类哲学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对于如何理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自然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对立。类哲学立足于人的实践本性,以“双重生命”观点为理论基石,深刻地阐释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人的“类本性”,从而表达了一种更为深层的、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困境

非人类中心主义 ,是人类面对生态危机时所作的价值观念的调整与反思 ,具有特定的价值内涵。但在现代社会 ,其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又陷入自身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     

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看生存与发展之争

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人类在宇宙中主体地位的确认,是人类进化的心理动因和精神力量。尽管它导致了不少消极后果,但这并非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本身,而是人片面发展的结果。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泛道德主义”本质上对人与自然物区别的抹煞,是无法真正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根本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我们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观。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伦理的当代建构——基于人之生存境遇的视角

当今社会,生态伦理的重构遇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强劲对抗,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的关系成为生态伦理重构的关键。生成、发展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工业文明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力倡＂人为自然立法＂,在伦理学上则是对于＂自然＂的＂伦理剥夺＂,背离了生态伦理之＂和谐性＂本性,导致生态伦理的解体。随着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基于＂生态存在论＂的生态伦理应运而生。在人之存在境遇视角下,当今中国生态伦理的重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可能出路规制着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向。     

“九·一八”后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1931-1935）—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中心

“九·一八”后,为应对国难,舆论界出现了评议时政的热潮。他们以某一刊物为聚集地,形成了宽泛的舆论空间。在众多新创刊物中,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典型代表。舆论界尽管有着强烈的民主宪政的呼声,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对领袖权威的推崇逐渐达成了共识,赞成建立强力政府,主张实行集权政治。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集权政治形成。然而,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何保持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加强舆论对政府监督,是国民政府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论基层政府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的构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政府应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为根本,把基层社会矛盾的调处作为常态建设,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调处体系,构建系统的社会矛盾预警、防范和化解机制,妥善调处各类矛盾冲突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公司法》修订与相关刑事立法的完善

公司制度实现了社会资本的集中,为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基础。然而,公司制度也为很多经济犯罪活动所利用。我国《刑法》规定了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一些规定与现实需要之间出现了背离。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缺陷缘于对公司制度的不成熟认识。随着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和公司法理念日趋成熟,立法机关对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修订已是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拔路径的演变

干部选拔路径是干部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我国干部制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干部选拔路径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30多年干部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实践来看,我国干部选拔路径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大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大:单一干部选拔路径——组织选拔;中共十三大至十六大:以组织选拔为主,探索多元干部选拔路径;中共十六大以来:公开选拔逐渐成为干部选拔制度化的重要路径。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对日侨的集中与管理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因遣返日侨的需要而成立了北平市日侨集中管理所,在西苑、西郊、城内等地设管理所三处,办理集中管理及遣送各项事务;策划拟订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并督饬各所施行;保障日侨的安全,纠正其谬误思想,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遣侨任务。北平市日侨集中管理处及各管理所顺利完成遣侨任务后即行结束。     

六朝财政体制初探

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地方州郡和豪强的势力逐渐扩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六朝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对豪强的既得利益让步妥协的同时，也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尝试分税制，努力扩大中央财源，希望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其在保护豪强既得利益的基本原则下，只能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最终国困民穷，“财力俱尽”，南方政权被北方统一。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再论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

国人至今鲜有明了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的。全国人大成文化的法定立法运作制度 ,一直由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确定 ,其框架中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案提案和审议制度 ,也约略包括表决和公布制度。全国人大法律案提案权归属于全国人大系统的有关方面和中央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 ,但只有其中那些国家机关才真正有条件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而主席团、代表团和人民代表事实上难以行使也未曾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他们的法律案提案权带有虚置意味。这就使提案权归属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发生疏离。各提案主体提出法律案的方式是有别的。法律案的审议有两种情形 :旨在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审议和决定法律案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审议。正式审议由大会说明开始 ,尔后分别由各代表团作基本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作专门审议、法律委员会作统一审议 ,后者是尤为重要的审议关口。最后 ,必须注意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立法运作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 ,这种角色显然可收弥补全国人大立法行为能力不足之效 ,但是否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大权旁落 ,却是一个疑问。     

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能力

“中国经济奇迹”取得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的四种核心执政能力：理论创造能力、自我革新能力、集中统一能力和战略规划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能力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为其组织机体整体上保持生机活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能力为其全力以赴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足够的驱动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规划能力则为其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提供了持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