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善与恶的辩证法是哲学伦理学认识的关键问题

哲学家不仅要注意到善与恶不能并存,即对立的一面,还要注意到它们的辩证性质、一方转化成另一方的可能性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关于善与恶的辩证思想早已出现。它们在德谟克利特、爱尔维修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已有所反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出现之前,对深刻认识善与恶的辩证法有重大意义的,是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他反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他的一大功劳是把善置于发展中加以考察,认为善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恶是个别同一般的对立。黑格尔也未能摆脱为君主制度辩护,说它是真正道义的。同时他把恶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一思想受到恩格斯的批判。     

“恶“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杠杆吗

历史总是在善与恶的交战中不断前进,人类社会也是在对善的追求中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已得到世人的肯定,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则仍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今天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不断滋生和蔓延的"恶"的现象,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正确运用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方法,准确把握"恶"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非常重要.     

"恶"——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杜尔阁、孔多塞、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它动力,特别不能忽视与之对立的"善"的重要作用.探究"恶"的历史作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驱恶扬善.     

晚明东林学派与无善无恶说之争

晚明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天崩地坼的大裂变时期,由于传统程朱理学的僵化、王学的分化,以及古学复兴的曙光、西学输入的新潮等,整个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呈一片混乱无序而又异彩纷呈的局面。其间“以朱为宗”、力倡性善的东林学派与王学末流、尤其是无善无恶说之间的论辩无疑乃是晚明思想界的一大公案,对其所由以论辩的原由、其论辩的实质等作一个梳理,乃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晚明社会及其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     

试论美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种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也应当同其它工作一样进行相应的改革。其中,把美学知识自觉地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使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手段,是很必要的。同时,也是将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化、科学化的一项最要措施和具体步骤。一、认识审美普遍性,树立正确审美观审美观是人们从审美的角度对客观世界的根本看法,美学是人们审美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人们对于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除了要从真与假、善与恶的角度去观察、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善与恶的社会心理学》评介

"9.11"事件带来的恐惧已被深深植入千百万美国人与他们后代的头脑中.很多人将继续探寻事件出现的原因,试图解释个人或群体如何能够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因此,就善与恶的本质展开探讨的<善与恶的社会心理学>(Arthur G.Miller (ed.),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New York:Guilford Publications)一书在2004年适时地出版了.书中18个章节的作者多数来自美国的主要高校.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政治哲学形成于对人类政治生活核心问题──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及相应政治形式的形而上探索。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特定政治社会的社会基本成员──所需要的政治,最初形态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民又迫切需要的形而上存在。使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成为现实中的政治,涉及人类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政治哲学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发现、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规范与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将现实中没有而又“应有”的政治关系确定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为政治社会奠定基础。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核心,为政治生活确定目标与标准,使政治规范获得正义与道义。政治哲学承担着性质一致但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性质、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市场经济与恶

市场经济与恶穆纪光在历史哲学中，“恶”充当着一种类似英雄的角色。康德把人的的个体化倾向（追求个人利益而违背普遍立法的个体性倾向，即“恶”的倾向）同人的社会化倾向的对抗，看成唤醒人的全部才能的动力，认为人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步正是从人对荣誉、权力、财富和...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衡量德性的准则。所谓“中道”即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就是善,过与不及就是恶,“伦理的德性即是中间性”。中道德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对于恶与不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是绝对的,“不存在中间的过度,永远是罪过”。中道的实现是不易的,但是可能的,这需要行为者具有知识,且需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中道德性论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中道德性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能切中现实生活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一项基于“行动者”与“旁观者”对比视角的考察

政治哲学虽为一种规范性理论,但它并非纯然不顾及现实可能性的价值原则,相反它总是与事实性密切相关,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应对,因而离不开对于事实性的把握。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实关怀,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思辨。政治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它所要规范的是现实政治生活,它的价值目标是达成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实现政治生活的良好状态,避免不良状态,而将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范导性的参照系,因此它必须知道所要规范的政治之实际,知道它能够实际地实现什么、不能实现什么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是否现实地存在,若不存在,是否能够被实际地创造出来。     

论道德妥协

道德妥协是以让步为特征的策略性道德选择行为。作为一种策略,道德妥协不是对于善的根本原则的背叛,而是贯彻原则或维护原则的特殊方式。既要肯定特殊情境中让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又要尽量使得因这种让步而对义务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为此,必须给出道德妥协的限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道德妥协必须是在只有恶的可能性或任何善的选择都是低效率时才加以考虑的行为;(2)道德妥协必须是有利于实现最终的善的目标或实现善的最大价值的行为;(3)道德妥协中所选择的行为必须是可能产生最小恶果的行为。道德妥协,作为一种策略性让步,在实际中可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展开。     

恶的两种维度:对纳粹大屠杀之恶的反思

本文试图分析面对严重历史灾难之恶的两种思路。一种是以阿伦特"平庸的恶"为代表,它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以理性化的方式来看待恶。但是,这种恶的理性化解释与我们对恶的切身体验有着巨大的不对称,对罪恶轻巧的解释显得与巨大的罪恶太不成比例,恶的恐怖很容易在这种清楚明白的叙述中被稀释。另一种思路以康德的"根本恶"概念为代表,它承认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尸体的疯狂面前理解的困难性,它把恶的问题视为一个黑暗的深渊。对这种黑暗深渊的洞察使得我们可以严肃地正视恶,正视这种摧毁一切之恶的虚无与无意义。     

现行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差异分析——基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外援实践的比较研究

对外援助是一国实现特定目标的重要外交手段,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其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本文试从中西方对于附加政治条件的不同态度出发,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即中国实质上将附加政治条件贬义化,认为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就是对受援国主权和内政的侵犯;而西方国家则将附加政治条件褒义化,主张将附加政治条件作为更好实现对外援助目标的重要前提。本文认为,应考虑将附加政治条件的理解中立化,与主权和干涉内政问题相脱钩,使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具有一定弹性,促进中国对外援助及其政策的顺利实施。     

人性视野中的犯罪及其考量

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犯罪.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博弈·平衡·控制——中国传统法和谐价值解读

对于中国传统法的和谐价值的认识,可以将博弈、平衡、控制三个层面作为解读新法。博弈是传统法所面对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这是传统法具有和谐价值的成因;平衡是传统法在博弈中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手段,这是传统法和谐价值的实际样态;控制是传统法所追求的目标价值,是经过博弈、平衡后的一种政治期许的实际效果。立足当今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以扬弃的态度解读传统法,这是传统法和谐价值的现代意义所在。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