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师古与从今之间——祝允明的古文观

祝允明散文中常常出现"古"与"今"的比对,"师古"还是"从今",是其散文论述的核心命题之一。少年游学、奔波功名期间,他力倡复古纳今,对古文与时文之精华广纳博取、兼收并蓄。宦海沉浮、罢试就选后,他厚古薄今,称"时言不足重"。这种徘徊于"师古"与"从今"之间的颇具矛盾性的观点,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祝允明"调和古今、平衡两端"的心态。     

在"学术"的视野之外——论张承志学术散文的精神性

从当初激越的感性表达到现在沉稳的理性抒写,这是张承志散文创作风格演变的表象.但通过对他近些年来学术散文的考察,发现他所有关于"学术"的探讨都被一种厚重的"精神的在场"所覆盖.散文中的"学术"只是他用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之思与文化反思的依托,是他坚守 民间立场表达民间精神追求的方式.在那些看似"学术性"很强的散文作品中,灌注的是一个民间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情怀.     

用婚姻保卫地球

以前,"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是童话;现在,"老夫与老妻"的故事是神话。"为了保护地球,我们不离婚吧。"一个丈夫指着窗外阴霾的天空,恳切地对闹离婚的妻子说。噢,太搞笑了吧。也许他应该这么说:"为了孩子,我们不离婚吧。"对,为了孩子,为了地球,不要离婚,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可以作证,他并不是搞笑。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思想逻辑与时代命运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理路和心态与其通过"颂汉"位列台阁的人生理想密切相关。王充以"天道自然论"来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他否定"天"的意志性,切断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联,进而否定自然灾异与帝王行为之间的"感应"关系,从而证实"天意谴告"的虚妄。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矛头所指是主流知识界(儒者),而不是专制王权;其现实动机是通过对王权的维护与支持,以实现他位列台阁的人生理想。但是,在"天人感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他的人生理想不可能实现。     

刘勰的“破体”观

刘勰重视文体的体制规范,强调辨体,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同时,他也表达了颇具层次的"破体"观。他认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认为这是必然的、合理的,并提出了"变体""参体""别体"等概念。但刘勰也运用"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词,对那些不合正统、不承传统、破体超"度"的文体进行批评和否定。刘勰对破体的认同与否,最重要的依据与标准是宗经思想。他对诸文体在近代发展的批评,多因他们早已偏离经典的传统。刘勰的"破体"观不单单是他文体论的一部分,更是他深广的文学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破体",很多时候都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切入的。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论巴赫金的时空观

巴赫金的时空观表现在他的"时空体"理论中,他对时间与空间的看法凸显出较浓的现代特色。巴赫金在整个《希腊小说》中将自己的"时空体"观点表现得非常具体,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巴赫金显现自己"时空体"的载体,他的这种分析丰富了小说理论的基础,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辩证法与现代性课题

辩证法与现代性课题之间所具有的深层关联,是人们常不予考察然而却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辩证法曾作为现代性的"解放叙事",为现代性方案提供着合法性根据,因而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现代性逻辑的本性相一致,对"他者"的遮蔽和抹杀,是作为现代性元叙事的辩证法的深层缺陷。从形而上学的阴影中拯救被窒息的"他者"维度,这是辩证法与现代性批判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余华小说精神探索的困境

在创作中,余华走上了备受煎熬的精神苦旅,但在他的精神旅途之中,我们还发现了他思考得不完备之处,也就是他对人类存在认识的局限:他对暴力与死亡的迷恋,使得其作品在指证苦难存在时让读者感到压抑和绝望;把"活着"当成最高目标,让人的存在缺少了超越与自由;而一味用忍耐来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和解,更让人感到福贵内心的麻木,一个麻木的灵魂是不能也不该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     

《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形象

匡超人人物性格的形成、他的变质,一方面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因素。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是匡超人变质的首要内因。当尽孝与科举功名道路发生冲突时,匡超人选择的是后者利己原则,这是理解匡超人这个人物变质的关键,也是这个典型人物的总特征。过人的精力、智力和外"乖"内"韧"的性格是匡超人变质的又一重要内因。未发迹的他已初露势利之心。匡超人自身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才形成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他的变质堕落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     

老子的自然观念:自我的自己而然与他者的自己而然

通过对老子的"自然"观念的重新解读和解释,本文试图展现老子的自然观念中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肯定意义"与反对任何对"自身的自己而然"的进行干涉的"消极意义"。因此,任何一种事物,无论它低贱如无生命的岩石还是高贵如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当它以一种自己而然(self-so-ing)的方式自生、自长、自成、自衰、自灭之际,并由于这种自己而然而向自身产生出一种肯定性的要求之时,他就展现出老子自然观念中的"积极意义"或"肯定性意义"。与之相应,当它根据同样的理由要求自己对他人、他物的"他者的自己而然"(other-ing),或者要求他人对作为他者的他者的"自我"的"自己而然"加以尊重和不得干涉之际,它就展现出老子自然观念中的"消极意义"或"否定性意义"。我们将会看到,老子"自然"观念中这一消极或否定层面的意义又通过老子以及道家哲学中的著名的"无为"概念表达出来。这一"无为",在老子那里,无论是表述为"无事"、"无欲"、"无心",还是"让先"、"取柔"、"守雌",其核心和要害均在于让"他者"、任"他者"或者辅"他者"自己而然。所以,本文结论,老子"自然"概念在哲学上予以"他者"合法性,为"自我"设限,建立起"他者"的界域并要求对之加以尊重。     

马克思视阈下的“太平洋时代”——兼论“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

"太平洋时代"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概念。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太平洋时代"进行了宏观描绘。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循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能勾勒出"太平洋时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太平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是"天时地利"。"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在"太平洋时代",中国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新的转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黄宗羲冲破时代的"囚缚",将他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并以"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来重建儒学的品格.他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希望与绝望的两歧意识

作为启蒙主义者,鲁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要立"真人",传统这个"染缸"必须彻底清洗。但是,现实中传统的强大和毁灭的力度又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小的变革的于事无补,大的变革的困难重重。于是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虚无。另一方面,他又根植于传统,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使得他又"以血荐轩辕"的精神,在充满了黑暗的"无路之路"上寻求解决的探索之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也是鲁迅此时最真实的思想写照。于是有了《狂人日记》的"序"中"狂人"治愈后的"候补"——绝望;有了日记文本中极力展示"狂人"在病中的深刻,并让她发出微弱地呼喊:"救救孩子"——向绝望中索要明天的希望。文本的分裂性,希望与绝望相互嘲弄所形成的结构反讽,正是鲁迅内心紧张的反映。我们认为,能在绝望中进行惨烈的抗争,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论章太炎的文学功用观

集学者与革命家于一身的章太炎是国粹派在文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复杂并徘徊于"求是"与"致用"间。他的文学功用观则从政治的立场出发体现了其致用精神,他主张"修辞立诚"却又自觉强调文学的实用性。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反对用所谓西方"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旧文化",主张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结合;他也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他和传统的关系可以说是形离而神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他主张的是"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而不是"全盘西化",为此,那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始终不肯将他"马马虎虎收为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之所以主张"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看,首先,是他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滋长;其次,是他对所谓文化之"惰性"的认识.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他”思想

作为人的社会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意识存在,"利他"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利他"是与个人的修身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很重要的就在于对他人的态度。"利他"的内涵很丰富,凡是与"己"相对的都是"他",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利"给予完全没有血缘、亲缘之外的路人的话,那他的道德修养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修养。无论儒家文化、墨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强调对他人的爱,应该说,正是这种"爱他人"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利他"文化的发展,而雷锋精神正是"利他"思想在现实中的体现。     

论多隆阿《毛诗多识》的治经特点

多隆阿的《毛诗多识》是清代一部考证名物的总结性著作,他遵循治经"要期不戾于经"的评判标准,解诗重"繁芜"、重"俚俗"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他以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援古证今与亲身目验相结的考据方法以及以名物诠释考察诗旨的新探索,开拓了《诗经》名物研究的新领域,对清代乾嘉学术在辽沈地区的传播与拓展有重要意义。     

公私之辨:从梁启超到梁漱溟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主要道德形态以"私德"概括,同时认为中国人亦有"公德"观念.他对中西的公私观念不做区分,原因在于他对"公德"的目标即"群"的关注只着眼于它的效果,而对其类型未进行明确的辨析.梁启超提倡的"公德"受效果论的影响,强调尽己责己,这与"公德"是"私德"之推的结论相关,最终使得公德、私德这一分析框架回到传统的问题结构.国家作为重要的"群",是梁启超"公德"观念的最终目标.梁漱溟以理势观作为方法论,认为公德观念产生于现代西方有边界的团体之中,他区分了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公私观念及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将团体建设作为培养"公德"的入手处,并认为,以无边界的天下作为公的视野是中国思想的卓异之处.从梁启超到梁漱溟对公私之辨的回答体现了中西思想交流中方法论的渐趋成熟,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建立在连续性与创造性基础上的中国思想史仍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