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是股东在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在我国确立和完善股东诉讼制度,对于弥补我国现行公司法之不足,切实保护股东利益有着重要作用.     

论股东权诉讼

股权日渐超越物权和债权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赋予股东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股东权益有助于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相较于基本股东权而言,股东诉权具有次生性、法定性、固有性特征.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权直接诉讼主要围绕法律、章程、股东协议等赋予的股东权利而展开,被告往往限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有关股东权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的现行立法面临加强体系化和可操作性的改进问题.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为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而设置的。我国《公司法》对此虽有原则性规定,但因没有相应的诉讼程序加以配套而形同虚设,公司控股股东以及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国亟待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文从分析我国的立法现状着手,针对公司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些成功的立法经验,来探讨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架。     

国外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制度研究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为普通法国家的一项天才发明,在多个方面突破了法律的一般性规则,如当事人制度。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明确的规定。本文对国外比较典型和完善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制度,包括原告、被告、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其他股东在诉讼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代表诉讼财产性与非财产性认定(涉及诉讼费用的交纳)、胜诉原告股东的权利确认等内容;而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前置程序和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这两个方面。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关乎整个制度价值的真正实现,因而在立法中必须综合权衡。     

论股东权益的诉讼保护机制

我国现有诉讼制度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明显滞后,中小股东缺乏行使诉权的有效途径。类似于集团诉讼的股东代表人诉讼虽已成为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一种模式,但尚未启动严格意义上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国外普遍实行的股东间接诉讼制度更未在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我国立法亟待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建立股东间接诉讼制度,从而切实有效地保护股东诉权。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当下问题与路径建构——兼评Foss v.Har-bottle规则的适用性

作为市场经济法之重器,公司法引领着社会微观主体的有序发展。其中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董事等利益相关者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法的缘起角度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发轫于英国Foss v.Har-bottle规则,该规则奠定了英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而后深受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公司法的推崇与鉴借。2005年我国公司法作第二次修订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才有了制定法上的确定说明,但其制度问题日益凸显,2014年公司法作第三次修改,有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相关法律条款并未作出相应修订或增设。这就要求我们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研究上还需继续跟进,在司法实践领域还得不断拓新。     

少数股东权与担保提供制度

新《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规定为少数股东权,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股东的权利滥用。但少数股东权的规定过于僵硬,会极大地限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用的发挥。相比之下,对不满足持股要求的原告,要求其提供相应担保的方式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对确立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建议

本文通过各国公司立法及相关学术观点的比较，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作了初步探讨，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实际，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应明确起诉原告股东的资格。其次，应明确代表诉讼的对象范畴。第三，应建立股东代表诉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四，明确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其他程序性问题，如管辖法院、诉讼时效期间等。     

浅议派生诉讼的阻却因素与应对措施

虽然派生诉讼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阻却中小股东行使其权利的因素。本文从派生诉讼制度出发,对派生诉讼的阻却因素与应对措施进行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