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阙《青阳集》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青阳集》是元代第一忠臣余阙的诗文集,记载了六百年多前元代合肥守军、民俗民风、士民生活态度、城墙修建、衣冠之家、西夏遗民、农民起义、重要官员、元末城陷、农业发展等情况,是了解合肥宋元时期实情最具价值的史料,是合肥弥足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是余阙留给故里合肥的无价之宝。     

清代合肥城区道路交通系统述论

通过对嘉庆《合肥县志》的深入解读,对清代合肥城区道路交通系统进行探讨。清代合肥城区道路交通系统由城门、城墙、街、巷、河和桥等要素构成,道路交通系统由环城(城墙顶)路、三纵三横的主要街道、六十余条小巷组成,主次分明、布局清晰。清代合肥城区道路交通系统的规划与布局充分体现了合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成都的清城与满城

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几乎都是在唐代罗城的格局与基础之上修建的。对于已被毁坏的成都城墙,五代后蜀、宋代和明代均进行过各自的修筑。清朝建立以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的恢复重修,使得成都的城墙、大街、大桥与城内各主要建筑的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现代。在成都大城之内的西部,清代还专门修建了满城,用来作为满蒙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的驻地。满城在清代是相对封闭的,未经准许的汉人不能随便进入。清朝灭亡之后,除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得到过维修外,包括满城在内的成都城墙大多被逐渐拆除了,不过时至今日,仍然能看到一些残迹。成都城墙的兴废过程,就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刘基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刘基生当元、明之际(公元1311—1375),政治上力辅朱元璋开国,功勋卓著,文学史家们一向便把他算作了明初作家。其实,政治建树不等于文学创作,衡量一个作家,主要应看他的作品。刘基早在元末即以文章享有盛名,当时甚至有假冒他的名字写文章的;他一生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元末,作品的绝大部分也都写于应朱元璋征召之前,明王朝才建立几年便死去了;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打有元末的时代印记。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自应将刘基列为元代作家的殿军,而不该当成明代文学的前锋。     

社会动荡与19世纪中期安徽的圩寨——以合肥地区为例

19世纪中叶,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迭起,清政府囿于政府既有军事力量的不足,转而积极借助团练和乡兵的力量来镇压起义,敦促地方组织团练,修建圩寨。基于19世纪中期合肥地区的圩寨为考察对象,探析19世纪中期合肥地区圩寨兴修的历史背景、兴建过程、寨主的政治立场以及圩寨的大量兴建给晚清合肥基层社会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     

天下第九关——娘子关

万里长城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那时候各国诸侯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各自设防修建。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用了数万名劳工,费时十余年,才把原赵、魏、韩、燕等国城墙加以连接修复,至汉武帝时又进行了修护延续,直至明朝末,历代修筑城墙达万余里长,途经现在的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现在通常说的长城,是指西起甘肃省岷县的嘉峪关,东至濒临渤海湾的河北省山海关,中间主要的关隘有玉门关、居庸关、紫荆关、偏关、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娘子关位列第九,故有天下第九关之称。娘子关高山峡谷,泉水飞流,古…     

这城市靠什么传下去

1924年,一本名为《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书在英国伦敦出版,它的作者是一位瑞典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考察过北京。书中用大量的图片和工程勘察数据,记录这座保存了500多年的古代都城的风貌。半个多世纪以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荡然无存,仅留下内城东南一隅的一小段残迹。而沿着旧时的城墙修建起来的二环路上,每天都上演着令人烦躁的拥堵。     

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始末

明玉珍(公元1329—1366年)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之一,大夏政权的建立者,也是重庆地方史上的重要人物。据历史文献和最近出土的《玄宫之碑》记载,他的历史活动时期共有十六年(公元1351—1366年),其中十年的时间在四川地区活动,并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国,建元“天统”,至正二十六年死后,其子明开继位,改元“开熙”,直到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才被朱元璋灭掉。现将明夏政权建立始末简述如下,供地方史研究者参考。     

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

为了探讨南宋末期的军政危机,通过深入梳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方法,认为:就南宋末年的大背景而言,景定年间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措施,反映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关系,更深层则是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制度模式.南宋末 期军制的变化使得军权下移,而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     

和平门与南北新华街

和平门的原址在今天的西城区，位于宣武门和正阳门之间。原本明朝修建北京城时，并没有和平门。上个世纪20年代，在原城墙处，开辟了两个拱形券门洞。门洞的上方并未修建城门楼，门洞的前方也没建瓮城，只是开辟了一个上下行的通道。     

从天子出钱到不费公帑——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庙修建模式之演变

自五代至明清，广德祠山神经历了一个从张大郎到张大帝，最后又回到无朝廷正式封号的江南区域性民间祠神的过程，考察文献记载所载张王祖庙的44次修建行为，可知由于随着祠山神地位的变化，朝廷对地方祀典管理、控制方式的不同，其修庙方式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末五代的6次修庙基本上为地方民众的自发行为，仅一次官修。有宋一代，张王祖庙的修建基本上是由官方主导的，而且十分频繁，共24次，地方信众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修庙活动，有时是自己发起，或响应地方官的号召捐助钱物，更多的是平时的香火和诞会的捐献。这使得宋元时期的信众皆强调祖庙是“天子出钱”“国家气力建造”。元明清时期的广德与政治中心相隔千里，祠山神在国家祀典系统中的地位下降，文献记载的元明清张王祖庙修建活动数量大减，仅14次。这一时期的修庙行为总体趋势是官退民进，广德的地方民众，包括祖庙的日常管理者(早期以僧人为主，明代之后主要为道士)、地方士人(包括致仕返乡者)、商人、父老等，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动员力，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祖庙的修建活动，而地方官虽然也会支持修庙、参与捐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这一修庙方式使得明清的地方官员、广德士人、民众都认为修庙应该“...     

隆化鸽子洞元代放支官俸文书考释

本文对1999年在河北省隆化县西北的鸽子洞中发现的元代官吏放支俸禄文书进行了考释,认为该文书是元至正末年某官吏为乞放支六月份官吏俸钞的申状草稿。并进一步指出,该文书提供了元末官员申请放支官俸的具体实例,对研究元末财政状况、揭示窖藏主人的身份以及元代文书的编号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考古发现看先秦聚居地的水患防范

先秦时期,人口聚居之地常受水患侵扰。先民通过选择离水近便且较高的居住地、修造城墙与城壕、修建排水系统等措施,有效地防范水患的威胁,这为后世城市防范水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杨维桢入吴考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台湾包根弟先生称他为元末“文坛泰斗”(《元代诗学》)。清人宁荦《元诗选序》云:“(元代诗歌)遗山(元好问)、静修(刘因)导其先,虞(集)、杨(载)、范(椁)、揭(溪斯)诸君呜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渢渢乎亦各一代之音。”顾嗣立(元诗选)云:“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杨氏又是元末吴中诗派盟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姿,更挟才藻,风流豪爽,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顾嗣立《寒厅诗话》也说:“廉夫当元末,兵戈扰攘,与吾家玉山主人,领袖文坛,振兴风雅于东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镇(云林)、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辈,更唱迭和。淞泖之间,流风余韵,至今未坠。”杨维桢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吴中度过的。     

山东青州满族的历史渊源

青州满城是清代八旗驻防的重要地点之一,但是关于青州满族的记载却寥寥无几.本文主要梳理了有关青州满族的历史文献资料,描述了青州八旗驻防城的由来、旗城的修建以及驻防官兵的选调,并论述了青州满族历史上的经济、政治诸问题.     

读《学习毛泽东》一文

《学习毛泽东》一文是周恩来在1949年的一篇报告。该文是宣传党的领袖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文献和珍贵资料,也是我们对当代青年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最有说服力的阅读材料。该文时虽久远,意义尤在。     

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

由唐至宋,在不同阶段,王朝对川渝地区州县治所城市兴筑、维护城墙的政策和态度历有变化:唐代前、中期,不重视城池修筑,多沿用旧城;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建造、补葺城池;北宋初至南宋中期,除徽宗时较重视西、南边地城池的修筑外,其余时间均对城墙修补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直到宁宗以后才有所改观.对城墙的修筑因时、因事、因地甚至因人而存在差异,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并不确切.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元末士大夫的舆论批评及其蕴涵的时代意义

在元末社会危机滋生蔓延之际,一些士大夫高举道义大旗,抱道忤时,慷慨自陈,对元末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官吏的贪纵暴虐,黎民的颠危悲苦,世风的颓败浇薄等重要社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揭露.这些基于现实体悟的舆论批评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士大夫忧国伤时、扶衰救危的经世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舆论的批判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浅谈“贵州读本”研究中的倾向性

“贵州读本”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反映了不同的地方意识,若按等级层面分,至少有中央看地方、官吏看地方和民众看地方等区别。近代以后的中国学界,大多关注文人所归属的最后一类,而忽视了前两类。这其中的缘由是中国治学者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