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一直受到炎黄子孙的敬仰和爱戴,千百年来人们把祭祀黄帝作为一种礼仪文化世代传承。然而,近几年在黄帝祭祀礼仪中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各界关于祭祀活动的形式、内容、效果等问题也争论颇多。如何建立起一套恰当的、规范化的黄帝祭祀礼仪,使之更符合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发展值得我们去深思。     

记忆与重构：文化学视野中的黄帝及黄帝祭祀研究

在＂炎黄热＂的背景下,学术界对黄帝及黄帝祭祀的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也纷繁复杂且不乏争议,争议很多源自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对此,本文论述了从文化学角度进行黄帝及黄帝祭祀研究的意义,并指出从文化学和历史学角度对其研究的区别所在。文化学角度研究的黄帝是在历史真实黄帝的基础上,他是一个集体记忆的产物,是在后人不断进行的自我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复合体。黄帝祭祀的本质不是古史研究,更不是宗教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     

符号在我国传统建筑中的表达与运用

建筑,作为人类典型创造活动的产物,其符号特征鲜明而深刻。建筑符号的象征意义,是由符号及其所表达的内容的相似性,经过长期演变而约定俗成的。透视中国的传统建筑,图像符号反映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形象相似”关系,它以某种自身和对象酷似的特征作为符号发生的基础;指示符号反映了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因果联系,而渗透其中的伦理观念具有异常的稳定性;象征符号反映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某种约定关系,由此使古代建筑设计尤其注重形式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和象征意义。为使传统艺术符号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延伸发展,我们必须在对建筑符号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从而传其“神”。     

“应得”传统的历史叙事

对“应得”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所谓“应得”是根据公民的“德性”分配公共职务,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理念改变了“应得”的历史传统,它赋予公民以“自治”和权利意识,让人们意识到可以依凭个体的自主行动来“应得”社会的基本益品。当代正义理论家罗尔斯等人区分了“应得”和“反应得”,将超出个人控制、受运气因素影响的“应得”（如自然天赋、社会地位等）排除在分配正义之外。罗尔斯等人的区分深化了“应得”理论的思考。当代社会对“应得”的讨论还进一步扩展到人类与动物、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以及民族国家和全球共同体之间。     

黄帝西安行迹考

中华始祖轩辕黄帝与西安市辖区之故土有无关系?今人没有专门论述。其实黄帝与西安有密切关系。首先,据载黄帝时开始冶炼,铸铜鼎象征国家权力,“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在西安市阎良区荆山原南。鼎在此,此即当时国家的中心地区。其次,黄帝仙逝之地,汉武帝修建鼎湖延寿宫,其地在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再次,黄帝梦游华胥氏国,其地在今蓝田县华胥镇一带。复次,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文字,古代修了纪念性建筑——造书(字)台,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长里村。最后,黄帝时的文明创造：如作宫室、劝蚕稼、做冠冕衣裳、制陶器瓦甑等,在西安的半坡、姜寨等古遗址中多有发现。     

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能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     

泰勒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西方自由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本文依据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运用观念史追溯和分析的方法,较为详尽地考察了泰勒关于市民社会观念的起源、流变以及它与西方复杂的自由传统之间的关联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这一考察,有助于我们在进一步提升泰勒政治哲学重要性的同时,更深刻地体认西方自由理念的精深奥义.     

回溯与沉潜:国学的现代化思考——评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

追溯“国学热”的产生发展之路,剖析其在当代社会所处地位,思考其未来走向,具有反思历史与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李训贵、宋婕新近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将近些年来影响颇大的“国学热”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坐标进行考察,从哲学、美学、文学、语言等角度探询了中国传统文化通向现代与世界的途径,力图在古今文化的历史坐标中整合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重探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论述,其自身是包含一些瑕疵和漏洞的.在重新考察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相关论述后,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单纯符号和合成符号作为区分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理据性)的一个标准;以不同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差别来证明同一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任意性;忽视了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社会、人文联系;把"任意性"与"约定俗成"当作同一概念;在用"所指"和"能指"分别替代语言符号的"概念"和"音响形象"时,也无法逃避名实(名称与客观事物)联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结果造成任意性理论在论证时前后不一致.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语言学理论上的模糊,引起了学界学者的争鸣.因此,需探究并明确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所应该具有的真正内涵,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生理和本能性的联系,而且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的事物或现象的物理属性无关.     

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

明清时期的北京建有数量不少的马神庙,在一些大的庙宇里还建有马神殿。通过对马神祭祀活动和祭祀群体的考察和分析看出,马神信仰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的象征符号到代表行业利益诉求的象征符号的转变过程。这与王朝马政的兴废和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过马神信仰还可以窥见到,在不同的现实利益驱动下,不同行业间的竞争和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争夺。     

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从文化检省之维度 ,讨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历史 ,以阐论当代现实中民族问题之解决与追溯民族文化特性的关系。作者认为 ,从学术思想的视角 ,回顾中华民族注重团结和凝聚力的历史传统 ,了解与此有关的诸种观念 ,对学术问题进行必要的辨析 ,对于加强中华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团结大有裨益。作者指出 ,对“民族”、“族群”、“种族”和“国家”等概念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学术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进行分别论述十分重要 ;了解这些概念的中学涵义 ,对于从欧美学术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而客观、正确地看待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文化问题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性

现代化的过程会给民族文化带来各种各样的改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标准在发生着变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要把不同地方的艺术放在一起评价。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符号表意传统,这种传统会融化到民族和文化的血液之中。传统还会回潮,会以某种形式顽强地保存下去并展现出来,不断以新的形式活在当代。人是传统的承载体,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个人保持自己的传统的可能性。一个开放的社会与一个封闭的社会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进步”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因而,现代化是复数的。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寻求和生成自身的现代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文化。现代性也是复数的,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性。当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区别于“后现代性”的“当代性”,它意味着许多重要理论的突破和重要传统的复归,人们可以通过它“回到未来”。     

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

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王阳明逝世后,其门生合力在杭州城外龙山建起天真书院,祭祀阳明先生且讲论王学.万历七年,敕令毁天下私建违制书院,天真书院迅即毁弃.万历十二年,朝廷议准恢复重建,并且赐以“勋贤”祠名.当时任杭州府同知的喻均主持修建之事,而撰有《勋贤祠志》,配以图版.此书国内久佚,惟日本尚存一孤本,反映出重修之勋贤祠,仅作为祭祀祠堂,放弃了书院的体制,这是因为明朝朝廷并未完全停止压制私家书院的意向.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

文章从成书、精神蕴含和数百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论述《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 ,是一部代表我们民族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经典”。《三国演义》凝聚了中古以来中国广大民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道德观 ,反映着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观念意识的折衷 ,尤其是在继承传统“经典文化”的同时 ,又对其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解构和新的阐释 ,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其作为民族文化“亚经典”存在的根据和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接受的原因。而作为比较近古的民族文化“经典” ,《三国演义》的成书、传播及其巨大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仅仅将《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或仅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研究、解读《三国演义》是远远不够、甚至是不得要领的     

“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二

建立在马克思“财富哲学”和“关系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由“实体经济”而“符号经济”的财富流转过程,来批判性地反思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从“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关系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的当代新形态,融入了艺术等文化因素的“符号经济”以及竞争性文化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一方面,“向内”制造人的等级差异、激化人类内部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竞争性符号消费又导致物品的无度消耗,进而导致自然物质资源的无度消耗,“向外”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当今全球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在相互激化中日趋尖锐。“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批判意义。     

试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

本文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是由各民族政权的属性及其与主体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的。作者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北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阐明这些政权发展的层次及特点,并把北方草原的游牧型及东北地区的农业型政权作为“边境”民族政权的类型;把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开创的封建割据式政权以及北朝作为“中国”的民族政权类型;而夫余、高句丽等政权则是不同样式的奴隶制政权。建立在中原的属“中国”型政权,建立在边境的属“边境”型政权,同在“天下一体”之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体观是历史形成的,它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     

语言的人性与人的语言性——论人类语言符号的文化视界

20世纪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焦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性特征: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即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在人际和代际传播。人用象征符号赋于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而语言正是人类创造的最完善的符号体系。古代埃及人曾把全部过去的时间分为三段,即神的时期,英雄(酋长)的时期和人的时期。作为     

“大尝祭”的文化背景及其含义

一、“大尝祭”与天皇即位 按照日本传统民俗,每年进入11月份,全国各地农村便纷纷举行祭祝活动,用当年收获的稻米款待“田神”,共同庆贺丰收。这种祭祀活动在战前称为“新尝祭”,日期因地而异,并不一致。1948年,日本政府规定每年11月23日为“勤劳感谢节”,把“新尝祭”这一传统民俗作为日本国民的一个现代节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