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话语传播的文化蕴涵初探

《盐铁论》的话语体系表征着西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生态,具有话语传播与文化互为印证的独特性。其话语体系建立在盐铁会议的真实记录之上,又体现了桓宽的文化身份特点与话语取向。"贤良文学"与"大夫"的对话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法两家思想的激烈交锋,是西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集中表现。《盐铁论》的话语是汉代儒学向广度、深度发展而成为盛世经学的产物,促使儒学加速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从其实质内涵来看,其话语体系属于为统治者的现实需要提供思想指导的政治性话语。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流人遣戍与清代东北儒学的演变

儒学在古代东北地区的传播,是"用夏变夷"与"忻慕汉化"合力的结果.但在清前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性质,东北儒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在清初"旗民两属二重管理体制"与封禁政策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与空间内,为了维护本民族特质,官办儒学发展滞后,为文化流人儒学教育活动所补充,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儒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化流人推动的.文化流人传播儒学的活动,最初与维护"国语骑射"等满洲习俗并不相悖;但随着儒学的传播,八旗子弟学习儒学热情的高涨,有碍满洲风俗,导致东北儒学政策有异于汉地儒学,由此可见统治者维护本民族特质的目的.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成功改造儒学,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和信守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华大地“五方之民”所共同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     

以传染病隔离为视点的儒学与科学关系辨析

儒学与科学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造成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分裂与对抗,导致疫病流行期间人们在基于科学的隔离与注重情感的儒学之间顾此失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疾病控制。但儒学与科学之间也存在超越差异的同一性,即儒学与科学都是为人服务的,在传染病隔离中其为人服务的性质引领儒学与科学不断从差异、分裂走向同一、融合。     

"一阳来复":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前景--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断开拓儒学论说的空间,创造性地提炼、转化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并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设想。本文在杜维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和全球社群的宏观背景中,从其整体思想,即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把握其解释理路及其论说的创新要点,彰显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意义。     

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古学与今学是东汉经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内涵复杂,既指两组不同的经典,也指不同的学派和学统,也涉及不同的治学方法、阐释体系和风格。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学官与民间儒学研究的制度性对立。它们同西汉时期的古文、今文概念有关联,但是不同。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孔安国生卒年及是否献《古文尚书》考

西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儒学大师,其中卓有成就的儒学大师就有孔安国,然而现存的史料对其生卒年及相关生平事迹记载多有隐晦不清的地方。本文旨在根据现有史料对其生卒年进行考证,主要以孔安国任侍中博士、任谏议大夫及任临淮太守时间为坐标参考系,并对《古文尚书》进行考证,以求考证出新的结论。     

儒学在朝鲜三国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产生于中国,在国内得到发展繁荣,并传入朝鲜,在朝鲜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朝鲜的三国时代,儒学主要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制度的思想根底和精神的主要支柱进行了初步的嬗变。研究三国时代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可以揭示儒学在朝鲜发展的特色,还可以进一步阐明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历程及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深远影响。     

曙光与暗流:汉初的儒学之兴——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发展初探

汉代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探讨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儒家学者的活动,从而探讨汉初儒学之兴与汉代儒学的兴盛关系,重新思考此时期儒学发展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儒学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传入日本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儒学传入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文化如神道、佛教以及武士道等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高峰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幕府大力提倡儒学,从而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义学派等各种不同的派别。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推进儒学现代化之现实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已经在时代发展的自觉选择过程中迈向现代化。然而要继续推进儒学现代化,并最终与民族复兴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发展范式相契合,就必须明确其目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笔者认为关键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儒学如何在映衬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现实效用;二是如何处理儒学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三是儒学与现代文明融合的问题。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大学儒学组织的运行与演变逻辑——基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结构-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权力主体通过配置自己所掌控的学科资源,将学科资源投入儒学组织,决定了儒学组织的发展阶段。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果我们说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是在受到外来印度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的冲击后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并曾传播到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近世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但是,这第三期儒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