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试论党的人民本位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体现与发展

民本思想是多彩多姿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主要精华之一。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由于受到阶级性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为群众利益着想,尽管其民本     

艺术与人生的现代美学阐释

中国古代艺术以咏叹人生、描写人生为根本主题,神话故事、宗教题材占极次要的成分,艺术—审美境界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精神世界,与西方古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旧体诗堪为的例。这种民族艺术传统到了现代,由于美学家的阐释和倡导而得到新发展,内容得到充实、具体化,题材有了新的拓展,突出了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生题材,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但艺术—审美境界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艺术的人生观成为一种新的人生理想,美育和艺术教育得到重视,并认为是健全人格、提高精神生活、进入人生理想境界的最佳途径。     

水:中国古代的根隐喻

水是中国古代极为典型的根隐喻。以水比德、以水喻道、以水论政、以水谈兵等以自然之水隐喻社会人事的做法是中国古人基本的思维习惯和修辞倾向。而从本质上来说,以水为喻之思维模式和修辞倾向来源于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古代最为基本的思想观念。它决定了中国古人在组织行文时,常常表现出以自然喻人事的叙述模式,而水则由于其本身所特有的各种属性而备受古人的青睐,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的根隐喻。     

说唱叙事诗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状况的辩证考察

学术界普遍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是不发达的。但这实际上是在传统型叙事诗不发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推论 ,而不是在对包括传统型叙事诗和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所有叙事诗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断。我们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应包括传统型和说唱型两大类 ,“说唱叙事诗”也应纳入古代叙事诗的范畴。虽然量大篇长的说唱叙事诗并不能改变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事实 ,但广义地看待并评价包括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叙事诗 ,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状况。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个人”

依照现代西方的"个人"观念衡量中国传统法律,"个人"的缺失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个人观,诚然有与自然经济、专制王权尤其是宗法制度相依存的主要一面,但也有中国古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自我的反思的积极成果.在此以今人的视角阐释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个人观念,力图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寻求可为借鉴之处.     

现代生态伦理构建中传统生态观的转向

生态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现代生态伦理的构建需要从传统生态伦理中汲取营养。古代生态伦理问题与现代生态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否基于同一原因,这是当今研究生态伦理需要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古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较小,因此生态伦理问题还不足以影响古代社会的发展。基于这种情况,他们涉及的生态的言论多不是从生态关怀的角度提出。当今生态伦理的构建,是否要照搬古人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传统生态伦理向当今生态伦理转化时必须思考的。     

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唐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一

一 有人把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概括为“通天人、合内外”六个字,我看是有道理的。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心通天”,是“天人合一”(当然不是人与天平起平坐,而是人效法于天)。所以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融洽游乐的态度,安分知足的态度,而不是尽量索取,无限追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否代表了一切古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我认为这种态度至少是唐代士大夫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 早在产生《诗经》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对自然就有亲和的态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已是一幅带有音响的美丽画图。然而它尚未独立自足,它只是“引子”,是爱情诗所必须的氛围而已。先秦儒家仍持这种态度,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以自然做为     

"诗变为词"说辨证

诗变为词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流行甚广,近代以来也常常成为人们描述中国诗歌史演进的逻辑框架。词已经主要不是歌场之曲,而是开始被视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案头文字,这是诗变为词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古人所谓诗变为词主要有三种含义:一、古人也有从文体演变的角度讨论诗变为词的,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诗变为词说恰恰是不能成立的命题;二、诗变为词有时隐喻着诗尊词卑的价值评判;三、诗变为词有时则主要用来说明歌场文坛风尚的变迁,即诗唱为词唱所取代。故对古人的诗变为词说,今人应有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肯定,更不宜不加辨析,直接借用。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