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

曾纪泽是光绪朝驻英法使臣。一八八○年,在崇厚赴俄订约失败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曾纪泽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曾纪泽赴俄改约问题,有益于总结中国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     

曾氏第二位外交官曾广铨

曾广铨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位外交官,也是继其父曾纪泽之后曾氏第二位外交官。在出使韩国期间,他提出了＂兴学＂、＂保商＂、＂护侨＂的思想,主张建立韩语、警察、商学等科学堂,以适应复杂国际条件下的对外交涉。他以俭养廉,不失国体,发扬祖国的民族精神,曾影响于一时,被清廷誉为＂良臣＂。     

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中西文化是曾纪泽外交思想的源泉。他是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外交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中俄谈判和中法交涉无疑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既不同于主和派 ,又不同于主战派。     

刘锦棠与收复伊犁

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伊犁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曾纪泽因而获得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但曾纪泽之所以能与俄国顺利签订《伊犁条约》，实与刘锦棠有极大关系一、坚决打击阿古柏余孽及卖国贼白彦虎等人的武装骚扰，粉碎了俄国利用武装骚扰长期霸占我国伊犁的阴谋；二、坚持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伊犁，才使得清政府拒不承认崇厚与俄国所签之条约，改派曾纪泽重新赴俄谈判，迫使俄国退还我伊犁。     

赫德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

赫德在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通过参预列强与清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与签订，采取种种阴谋手段，出卖中华民族权益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赫政与中英《藏印条款》谈判

由于缺乏翻译人才,清政府往往在列强侵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交涉中,委派在华外国人作为翻译。故在中英《藏印条款》的谈判中,仍以赫政担任中方翻译。在谈判过程中,赫政往往根据赫德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并与英印当局勾结损害中方权益,同时利用升泰对他的依赖,干涉谈判事务,进而成为正式的谈判代表。     

西北界务谈判与西方地图使用——以光绪年间两次中俄西北界务谈判为中心

清光绪年间 ,中俄在西北有过两次界务谈判。当时的中方交涉者曾纪泽、许景澄等人缺乏来自国内可靠地图的有力支持 ,于是 ,出现了交涉中对于西方地图的使用、译介与研究 ,并由此引发了对传统地理学的反思 ,促进了近代地理学的产生。     

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与实践初论

中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宁波商人于1855年所购得的“宝顺号”轮船,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其船长就是张斯桂。洋务运动期间,张斯桂受到李鸿章、曾国藩、沈葆桢等人的重用。187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张斯桂任副使。1882年,张斯桂回国,后任广平府知府,1888年卒于任。他与丁韪良、容闳、曾纪泽等人都有密切的交往。张斯桂是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丰富的经历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咏技艺》:晚清公使曾纪泽翻译的一首英文诗尹德翔

晚清驻英公使曾纪泽翻译的一首英文诗《咏技艺》,刊载于1887年1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是清代外国诗翻译的一份别具价值的史料。曾纪泽翻译此诗,缘于他对英诗的长期爱好,又与他和作者傅澧兰（Freeland）的个人交往密切相关。比较而言,在近代较早出现的译诗中,《咏技艺》的水平是最佳的,其尝试本身,在中国诗歌翻译史上,值得纪念。除翻译本身可圈可点,《咏技艺》还有几个明确的优点:（1）时代较早;（2）由一个懂英语的中国人独立完成,是符合现代意义的真正的翻译;（3）诗歌翻译的自觉。《咏技艺》的翻译,证明丁韪良所说曾纪泽英文水平差、“读、写一直都有困难”的评论是无根的。     

迎拒之间:论曾纪泽对公法的认识及运用

曾纪泽公法维权思想是在全方位扩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与落后的中国古典文明的激烈冲撞中产生的。曾纪泽对国际公法的多面认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肯定公法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意义,所以主张接纳公法;另一方面,曾纪泽并不迷信公法,而是主张有选择地援用公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曾纪泽并无意将公法作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准则。其对公法既承认又保留的迎拒心理反映了近代知识界对国际法是否可恃的矛盾心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则鉴于中国国势日弱及国际公法在中西交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加强了对公法的重视、认识及运用;二是源于对世界强权政治的实质性认识,使曾纪泽对列强主导下的公法有所保留;三则其对包括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在内的中国的制度、法律、文化仍具有强烈信心。曾纪泽对公法的多面认识及灵活运用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络,具有实用性,也受传统思想、个人能力及时代主流的桎梏,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论曾国藩的家训思想

清末重臣曾国藩的家训思想对当今家庭教育颇具借鉴价值。但由于曾国藩的家训是以家书而非专著的形式出现,思想相当零散,这直接导致了当今学界对其研究的欠深入。曾国藩家书从读书、做人、理家三大方面体现了曾氏家训思想。首先,曾国藩注意教导子弟读书,认为读书的目的是学习圣贤做人的道理,而不是为了应举,必须讲究方法。其次,他认为人人皆可成为圣贤,一个人对家人要孝悌,对世人要谦逊。最后,曾国藩注重理家,认为一个家庭要兴旺,家人必须勤劳、节俭、和睦。     

太平玉玺读解

太平玉玺在上个世纪众说纷纭,成为太平军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它并非曾国藩部下冒功造假。李秀成供词说在长沙时所造不可信,而是制作于公元1850年4月5日之前。应读为:一个玺名———太平玉玺;十句玺文———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永锡天禄/永定乾坤/恩和辑睦。“主王舆笃”是说天王宝座巩固长久。“八位万岁”是指天王、幼主、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洪大全。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