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典诠释的伦理取向

孔子自述对前贤著述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孔子的"述"实则是叙述、阐述、论述、评述,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述"的形式,融贯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这种"述"体现在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过程之中。孔子对前贤著述的"删""定""修""序",固然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其伦理取向则是最为鲜明的,凸显了儒家"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目标。     

孔子人性思想论略

孔子人性思想是沿着历史与现实、古与今(“述而不作”)和天与人、性与命(“性与天道”)的双层致思路线的逻辑性互动展开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在孔子,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内在一致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文明创生途径的特殊性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古代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孔子人性思想当在此宏观视域下进行观照,集中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从牟宗三的朱子研究看朱子思想的现代性

（－）前言中国儒学的开山祖师当然是孔子，但因为他自谦“述而不作”，不但引起了抬举他的汉学家对他有不同的封号，或尊为“素王”，或称为“先师”，在学术思想上也引发一场今古文经学的论争。而晚於孔子一千八百年的朱熹，虽然只是为孔子《论语》作注解，而且声明他注解的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即孔子怎么说，他就怎么注，不轻一点，也不重一点；不高些，也不低些。这说明，朱子自信只有他才真正懂得孔子，也最有资格做孔子的传人。他不但用同样的方法注解四子书，而且注遍群经，其成就与贡献遂得到了极大的肯定。牟宗三先生在《心…     

孔子"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这述作之义 ,其核心即强调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文化阐释原则。这一连续性的内容 ,即自然与文明或质与文的连续。“质”或自然 ,是“文”的发展之合理性的界限。质、文之连续 ,亦即天人之合一。在这个意义上 ,“文”的“作”亦即“不作”。文化表现为一质、文之张力关系中的生命连续 ,同时 ,亦总是作为“传统”以此“不作”之“作”的方式活在我们之中的东西 ,这正是我们总能有所“作”的原创性之本。近代以来 ,文化的“断裂性”和历史“记忆的短暂” ,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文和精神资源积累与原创性的不足。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阐释原则 ,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元献精神”与孔子中庸思想——《论语·微子》发微

作为“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的集晶,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对“元典”和“元献”的“述而不作”。由于“元献精神”是由历史人物的“行为”而非“言语”凝炼提升而成,因此,对“元献精神”的发掘与阐释,在孔子中庸思想的提出过程中,有着比“元典精神”更为重要的资源意义。而《论语》“微子”一篇则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对“元献”的五种处世类型的评价与意见,正是从这些评价与意见中,我们看到孔子中庸思想的内涵是仁和知的统一。     

孔墨教育思想比较及其影响评析

孔子、墨子是两大教育家 ,其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重视教育 ,因材施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孔子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 ,墨子培养“兼士” ;在教育内容上 ,孔子教以六经 ,墨子兼及其他 (几何、力学、光学、物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军事等 ) ;教学方法上 ,孔子“述而不作” ,墨子述且作。传统教育承孔子教育思想衣钵 ,墨子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是素质教育的渊源。     

王夫之的注释学思想初探

<正> 儒家历来主张“述而不作”。古代以“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圣人”当然只能是少数,而历代的明白人阐述自己的思想,又往往是通过给圣人作注。名为作注,实际上是讲述自己的学术主张,甚至借注释前人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如乾嘉硕儒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以疏证为名,系统地阐述自己“理存于     

孔子人性思想发微——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中心的考察

“性相近 ,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 ,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它既意味着孔子对国民阶级的承认和肯定 ,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孔子的复古立场。孔子极力强调对成仁为人的重要意义 ,认为“习”礼、践礼是人成仁人君子的唯一必由之路。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

“述而不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本义有待厘清.它不仅是儒家的言说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伴随着整个传统学术的变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亦与之有着密切关联,中国阐释学中的崇古、依经立义、推源溯流、本事与索隐等阐释学思想都受“述而不作”思想的深刻影响.     

孔子思维方式管窥

孔子思维方式管窥张东江李翔海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巨人之一，孔子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孔子思维方式的有关问题作一评析，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于孔子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一“无可无不可”而又“义之与比”，是孔子人生态度...     

论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与历史语境

"述而不作"一直被历代学者认为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也一直存在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是对孔子所处的历史语境的陌生甚至误解,但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消积影响却是巨大的。要真正解读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就必须切入到他所在的历史语境,同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类宗教的形而上的表述。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庄子笔下的孔子

孔子是《庄子》一书出现频率最高的寓言形象，仅在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就出现10次之多。而历来对寓言孔子的理解，大都属于曲解和误解。本文以“内七篇”十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历史记载的孔子相关言行作比较，说明庄子重塑的寓言孔子形象，基本符合历史孔子的言行与思想。庄子一方面批判孔子的悖道，对其息黥补劓，一方面又挟发了孔子未必自知的真德，故寓言孔子形象具有成长性：从开始的“悖道大知”到最后的“顺道真人”，庄子充分肯定孔子的天赋真德，意在充分肯定永恒天道遍在于世间万物。     

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99四川崇州“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综术

为了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９９年９月７日至１０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崇州市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召开了“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孔学研究专家６０多人。与会者认为孔子思想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将讨论的内容综述于下：一、与会者认为,孔子思想是对社会和国家进行管理的理论和学说。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论,对于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对国家或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而民主法制是近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孔子的“德治”思想中…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从"述而不作"看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

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理解是人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出现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态,又与各文化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拟从孔子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述而不作"的叙述传统入手,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作一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