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黄卷与文化守夜——孙犁《书衣文录》简论

"文革"后期,孙犁远离尘嚣,装书修书,并在包书皮上写下了日记式的片段文字。孙犁装书之时,时时达到书人一体的境界,在自伤自悼的情景下,寄寓着自己宏大的文化焦虑和政治焦虑。"书衣文"的写作则是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心态实录和精神镜像,也是其固守本真自我,保持独立人格,于文化荒漠之中艰苦跋涉,在漫漫长夜之时默默为文化守夜的真实记录。     

从抒情到反思--孙犁创作美学分析

本文对孙犁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进行审美解读,对其审美风格的变化进行界定,认为孙犁创作在美学追求上表现出由早期唯美浪漫主义风格向后期精粹现实主义风格转变的特征。基于风格改变的事实,探求转变的深层因素,认为其审美风格的转变是由作家精神气质的变化决定的,从影响其精神气质的三个主要因素:个人生活境遇、社会历史氛围、文化积累,阐述其精神人格的构成变化,影响和决定了孙犁审美风格的转变。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遗世独立 彰显“自我”——孙犁散文的创作之路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坛里一位“个性”凸显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齐名。尤其在他晚年的散文里 ,更加集中地展示了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 ,在他身上映射着多变的时代投影。但无论在何种年代 ,他都能保持自己的天然本色 ,“不看洛阳纸贵之书 ,不信喧嚣一时之论” ,甘于主流文化的边缘 ,固守着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既有农民的质朴 ,又有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 ;既能关注下层社会普罗大众的生存状况 ,又能以艺术的眼光去发现普通人身上的美质。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集合体。     

道德·理想·热诚——孙犁的作家修养论评析

在孙犁的作家修养论中,"道德"是作家修养的第一要义,是作家的为文之道,以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理想"的两个层面——人文理想与政治理想——分别代表了对孙犁影响颇深的五四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对作家修养提出的要求,是作家创作的灵魂,与对作家的道德要求互为补充;"热诚"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是保证作家高尚修养能够提升作品格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人格与文格的统一,达到孙犁所倡导的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统一.     

悖论中的契合——孙犁人格中的组合性向度和限度

孙犁的文化人格具有悖论式的特点,即:真挚却不放恣、孤僻却不孤傲、淡泊却不遁世,表现为“真——慎,独——合,出——入”的三对向度,这三对向度均是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模型的具体体现,其中每一极又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学是作家人格的投射,所以孙犁文化人格的这种独特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孙犁文化人格中的这些悖论式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又使他能够适度协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标准,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用价值和形而上的审美价值.     

孙犁的编辑与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别一种贡献——兼及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

孙犁通过《文艺周刊》这一平台,以编辑的身份,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在对文学新人的认同、赞赏和批评中,参与到了文学新人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新人还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前,孙犁的认同便带有了伯乐识马的特质,显示出了孙犁独具慧眼的审美判断力。孙犁通过编辑这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他对新时期一批文学新人的培养、认同和提携,构成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显示出了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真实与和谐的冲突——论孙犁小说中女性书写的局限性

<正>孙犁的小说是雅致的,尤能突出这一特点的就在于他对女性形象的阴柔之美的着力刻画。这是孙犁开辟的一条独特的道路,它不仅使孙犁收获了体制内的成功,也使孙犁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孙犁曾说:"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     

寻觅旧梦──评孙犁晚年的思想与创作

孙犁晚年创作了大量怀旧性作品，并潜心研读古籍，撰写文论书评。他论史衡文，褒贬善恶美丑，议论政治之得失，探讨历史之规律，知人论世，多具真知灼见，显示了学者型作家的深湛学养与卓越的史识。在读书治学的同时，孙犁也密切关注着现实，他对文坛以至社会的不良风气，敏锐地加以捕捉，在揭露批评上坦言直书，鞭辟入里，切中要害，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表现了老一代作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严谨作风。但在近年，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孙犁却逐渐走向孤独与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关切。本文充分肯定了孙犁作为现当代文学大师的历史地位，针对其晚年的思想发展、文学创作及学术著作活动，予以集中论述，揭示了晚年孙犁的思想、情感、愿望及性格的发展历程。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文化和文化矛盾

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对生存意义的追求,它体现为一种活的精神,这种精神塑造着人和人类社会,并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总体性、超越性把握,是一个动态的、处于生成中的把握。文化全球化是当今文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和必然趋势。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文化全球化面临着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样、冲突与共生、固守与变革等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系统中,人类文化生生不息,演绎着复杂多样而又鲜活生动的历史。     

论陈范

陈范在苏报案中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因此一度成名,也因此家破人亡。陈范原本无革命思想,因误信"假孙中山"被卷进苏报案。苏报案后,陈范也依然比较低调,民国成立后也不以功臣自居,生活依旧困顿潦倒。本文试图展示近代上海一个末路文人的悲剧人生。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郁达夫创作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郁达夫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他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东方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厚修养,创作深受古今中外文学影响。同时,他的不朽创作反过来又给时代、给社会以各方面的影响。     

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

方修是马华最为杰出的文学史家。本文从史观、史识出发,把方修的文学史研究与他的心灵特质、人格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方修的文学史研究是他作为生命的展开方式而不断证实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赵康王死因考辨

明朝安阳的赵康王自缢而死,其原因,<明史>记载,是受地方有司侵侮而忿恚自缢的;本文经过考证,认为是因宫闱之忿而自缢的.     

韩起祥说书的民间性阐释

延安时期对民间艺人的改造,使得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批艺人创作者,新说书运动中的杰出代表韩起祥成为典范。他创作了大量的新书,作品公开出版,被冠以“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使得后人对其说书的民间文学性质产生了质疑。经过对韩起祥说书进行剖析,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具有口头性特征,这对民间文学而言具有质的规定性。     

多恩散文《突变引起的诚念》中“疾病”的解析

约翰·多恩的作品以“玄学之美”著称。用“疾病”作为他的散文的关键词在17世纪实属少见。多恩认为疾病来自于上帝,也结束于上帝。因为人有罪,疾病才会骚扰人类,同时,疾病让人忏悔,让人彻底醒悟。疾病既是对罪恶的惩罚,也是通往救赎的必经之路。多恩的长篇散文《突变引起的诚念》让人直面疾病这一悖论。     

赵树理的农村书写及其文学命运

20世纪中国文学以乡土之外的观念对农村和农民进行文学想象和叙述,它造成了真实农村图景的遮蔽和放逐,而赵树理的创作是个例外。他既是知识分子又不完全认同“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既倾向于农民的价值观又不是纯然的农民。他的农村书写与农民、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故其作品被奉为文学经典。后来因他执著的写实立场与当代文艺规范发生摩擦而产生裂隙,最终导致其文学命运的坎坷。     

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

梁代的兴亡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作用,但他的行为也确实对梁代及南朝政权的灭亡起了一定的作用。梁武帝从一个“奸雄”蜕变为昏君,显然有其思想根源,他后来在政治上的一些失策和思想变化,往往和他早年一些行为造成的心病有关。     

道与盗之辩——《老子》的价值取向

在《老子》中,道路只有两条:道与盗。无心或有意偏离道者,必将归于盗。道超越了仁义智勇等人道价值,在其主导之下,仁义智勇都获得新的规定。修道者以爱而不用、守身勿失的一贯姿态立于世。盗以以己加于物、取物归于己为其基本精神结构,以"径"、"利"为具体内涵,以走出自身而迷失自身为常态。道不弃盗,扭转盗之精神方向,即可由盗返归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