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郭沫若历史剧处理史与戏关系的艺术经验

在现代戏剧史上,郭沫若同志是最喜欢运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一个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其中十八个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他的历史剧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历史剧在处理史与戏的关系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政治与性爱:公众视角与私人情境--米兰·昆德拉小说题材的历史内涵与存在意味

政治与性爱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基本题材,也是昆德拉作品屡遭误读和争议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对政治与性爱在昆德拉作品中折射出的历史内涵以及昆德拉这一题材选择的"存在"动机作出分析和阐释.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为一、昆德拉为何选取政治与性爱题材作为进入历史之域、探索人性与存在的门径;二、政治、性爱题材表现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结合,成为昆德拉反映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类生态与心态的可靠手段;三、昆德拉对政治与性爱的不同处理,植根于更深刻地揭示"存在"的艺术动机;四、昆德拉借助于描写政治异化环境中的性爱,以反映极权制度下生活的荒谬本质;五、通过分析拉伯雷、卡夫卡对昆德拉艺术观念的影响,探讨昆德拉题材选择的历史渊源与存在意味.     

政治宣喻剧生成论

作为主流话剧的有机构成 ,政治宣喻剧的生成有着从剧作者到观众到话剧艺术发展规律所共同表现出的历史必然。本文从发生学角度 ,从文化积淀和时代催化两层面 ,揭示剧作主体政治剧自觉意识的形成机制 ;同时又从艺术接受着眼 ,分析了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化了的现实观众对政治宣喻剧生成的参与、影响和制约作用     

洛夫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生成探究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我们要从文献学层面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通过对洛夫诗中的文化意象生成驱动力的研究,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进一步研究这种心灵密码是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洛夫晚年创作的《唐诗解构》体现了"文化标本"的悖论:对古典诗学的现代修复带来的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隐退.     

民族团结的象征——兼谈昭君出塞的动机

王昭君出塞和亲,在历史上确实起过作用,在加强民族大团结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但就昭君本身来说,在历代人们的心目中,大都认为她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曲影响深、流传广的悲歌。历代文人、民间艺人都对这个历史题材有浓厚的兴趣,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感人的传说和历久不衰的剧作。前者,大都程度不同地流露了对这个弱女子的同情,气氛悲怆,情调低沉;后者,却给这一历史题材注进了新的血液,剧作家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赋予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尤其是从郭沫若的《王昭君》到曹禺的《王昭君》,一扫过去凄凉悲伤的气氛,王昭君便由一颗渺小的砂砾,一跃成为一尊高耸的石碑。一个“深明大义,自愿和亲”的使者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笑盈盈的昭君取代了一个哭泣泣的典型。本来,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因而艺术的昭君并不等于历史的上昭君。但本文不论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只就王昭君出塞前的特定历史     

郭沫若与易文化

近年来的郭沫若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实绩:一是对郭沫若的文学、历史、思想的综合、整体研究;二是对郭沫若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承传、融纳研究。前者主要从具体现象转向总体把握和规律探求,而后者却亟待更进一步具体、深入、获取可证性说明。我们从易文化角度研究郭沫若也就是使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和内涵的具体化过程。     

隐逸与郭沫若文化心态阐释

在郭沫若身上主要呈现出积极入世,进取事功的文化品格,他那奔突的激情,躁动的生命铸造出一颗刚毅不屈的灵魂。同时,他的文化心态又显示出另一面:希企退隐,崇尚超然与虚静,二者矛盾而合谐地积聚、流注于郭沫若的生命运动与审美建构之中,从而形成和敞明出他生命个体的丰富多彩。相对说来,前者标志着郭沫若在中西文化汇通,现实与理想冲突中的主体选择,昭示出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而后者则表明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仍受之于传统隐逸文化的潜在规范和影响。闻一多曾就郭沫若精神特征和创作个性作过很有见地的阐释,而他对传统知识分子矛盾心态的解读似乎也可用来说明郭沫若,他认为:     

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

20世纪末叶以来,消费主义传入我国并迅速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消费主义从消费物质到消费历史,历史成为一种异化了的消费资源,正日益失去其本真性、庄严性、严肃性.而这突出地表现在当前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上,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反历史性代替了还原历史性;娱乐性代替了严肃性;商业性代替了宣教性,从而背离了历史题材剧的本质.要走出这种创作误区,应做到三个"相结合":艺术创作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相结合;消遣娱乐与寓教于乐相结合.     

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

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戏剧史里的悲剧艺术比作一个山系,那么,曹禺和郭沫若就是这山系里巍然对峙、竞险斗奇的双峰。他们在选材眼光、人物旨趣、艺术精神、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区别对照。这类对照既饶有趣味,也极富意义,既泾渭分明,又经纬交错。 “现实中的小人物”和“历史上的英杰” 曹禺悲剧和郭沫若悲剧在表象层次的区别对照十分明显。曹禺悲剧题材无一例外地来自当代现实,它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社会,挨得紧密贴得着实,郭沫若悲剧却毫无二致地采自古代历史,它在遥远的历史生活领域里纵横驰骋。悲剧女神的锋利刻刀,在曹禺手中雕琢着背心旗袍、粗衣短褐的现代人物,在郭沫若手里则塑造出峨冠博带、佩剑陆离的古代英雄。郭沫若手中还多拿了一把历史女神的尖锐匕     

诗与政治的共鸣: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抗战历史剧是郭沫若凭借审美激情对黑暗政治的抗议,是他的政治遇挫在戏剧艺术王国的一次艺术移情。在审美与政治较完美融合品格基础上,剧作充分展示了郭沫若独立自足的人文立场。1940年代的郭沫若凭借"内心的要求"和文人知识分子天性,向黑暗发出了对人的自由本质、人性崇高品格的呼唤。     

“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座谈会综述

1993年6月12日,四川郭沫若学会在乐山大佛寺凌云山沫若堂召开“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术座谈会,来自省内高校、科研单位、新闻出版系统和其它有关部门的教授、专家共30余人,就这一具有现实紧迫性的课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兹就发言要点综述如下: 与会专家认为,“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题目,包括了怎样认识评价郭沫若、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三个层面的内容,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     

中国古代历史剧繁盛原因探论

中国古代历史剧繁盛具有多方面原因:史官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使社会各阶层人具有浓郁的历史情结,创作历史剧成为戏曲作家自适与适人的重要文化追求;正史纪传及稗记杂乘中丰富的故事题材与高超的叙事艺术为古代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大量可资入剧的故事、情节和手法;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通过创作历史剧坦露内心隐曲、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成为政治高压环境下一些戏曲作家无奈的文化选择.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文学经典的艺术冒险——中国现代戏剧的政治文化特征探析

中国现代戏剧的创作历程与现代社会的政治变革同步,这也使不少现代戏剧创作更多地含有政治文本的叙事特征,特别是代表中国现代戏剧创作方向的几部经典之作的艺术冒险因此带来了一些局限与不足。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戏剧的故事叙述的结构构成方式应时而获得政治化改造,往往另外拓展出一个脱离主要剧情的结构性视角而将人生悲剧纳入其现实政治生活、政治思想的语境里,并将本来丰富复杂的现代社会情感冲突简单合成为两种力量的二元对立世界;受政治文化的影响,现代剧作家更加青睐农村题材和历史题材来表现自我的历史使命感与"政治思考"。     

从五色文化的视角看传统“天人合一”政治思维

五色文化是深入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视角。古人在遵循色彩现象的自然属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赋予自然色彩现象以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象征寓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建构。可以说,五色文化的形成是人类"与天地相参"的典型产物;五色象征符号的形成与运用,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政治思维的形成机制、思辨特征、实践途径、演变轨迹等问题都能从五色符号的形成与运用中得到解答。而五色政治符号从形成到逐渐消解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在天人关系中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主导性的逐渐上升。     

我国地区发展战略演变的政治透视

本文从属于政治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出发 ,探讨了建国以来我国地区发展战略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关系。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经历了由平衡到非均衡再到协调的三次重大调整 ,反映在政治价值取向上 ,相应作出了公平第一、效率优先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三次选择。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较好地处理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长期以来我国地区发展战略一直受困于由效率与公平两难矛盾而形成的价值冲突是个超越     

归帆更想潇湘趣 孰于东韩汉水湄——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看“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变

中国的"潇湘八景"诗画题材东传韩国之后,从最初高丽朝的李仁老、陈澕的《宋迪八景图》,到朝鲜朝《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的群体赋咏,韩国文人在"潇湘八景"的题材里寄情理想山水,阐述义理,抒发情怀。这既有对中国潇湘八景诗画意蕴的继承,也形成了独具韩国文化特色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某种历史和文化上的流变。韩国文人多是在意念山水的范畴中去想象潇湘意蕴,对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元素符号的"潇湘"进行了反复创作与玩味,并将外来的"潇湘八景"化入韩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从贵族精英阶层渗透到最底层的俗文化层面,充分体现出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我"与"他者"间的积极互动,彰显出彼此文化互动中的增值效应。     

建国后27年家族题材小说创作的退潮

建国后27年,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尖锐对立,家族亲缘关系让位于阶级关系和同志关系,阶级斗争的主题统摄文学创作。现实政治抒情、革命历史传奇书写、高大全英雄人物塑造,取代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层次反思,对家族生活的表现,仅仅隐含在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和农村变革的描述中,家族题材小说创作在这一阶段逐渐退潮。     

历史小说·戏曲·杂文——《故事新编》“油滑”风格探源

<正> 《故事新编》创作上的最大特色,是鲁迅对历史题材独特的处理方式,这是鲁迅独创的一个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历史、现实与幻想巧妙地交迭错综,形成了亦今亦古、古今合一的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使小说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描写中,既批判了现实的坏种,又挖了他们的祖坟。这种融古铸今的笔法,鲁迅风趣地称之为。油滑’。其实,这种“油滑”体现了鲁迅鲜明的艺术个性,是小说独特的艺术形态和艺术风格的标志。茅盾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这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和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鲁迅对历史题材的探索,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在《不周山》创作之前,鲁迅正在编译日本短篇小说集。在鲁迅译的十二篇小说中,就有四篇是历史题材:芥川龙之介的《罗     

文化、政策与管制——托尼&#183;贝内特的文化批评观念剖析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托尼·贝内特从葛兰西到福柯理论范式的转换是一个重大学术事件,而且贝内特进一步把福柯这一框架运用于具体的文化实践之中,包括博物馆问题、文化政策问题等,从而揭示出当代社会中成为间接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图谋.但贝内特并没有批判这种社会现实,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与制度合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