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与策略选择——以长沙、株州、湘潭的访谈记录文本为样本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城乡之间的封闭状态逐渐破除，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改革语境下，农民工受城市影响力的牵引而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作为“边缘化”的农民工，其在“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必然由相对平衡状态走向失衡状态。文章对前期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尝试以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视角”，并结合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文本的分析，通过对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的概述和“参照群体”理论的相关阐释，对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予以分析，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视角寻求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和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社会支持与青年农民工社区融入——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与分析

基于全国六城市1 465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对青年农民工社区融入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现状与面临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将融入区分为三个维度:职业与经济支持、社区相关活动参与与组织支持、居民群体的支持和排斥降低.调查发现青年农民工职业与经济收入难以有效保证其生活与发展,社区活动中组织支持缺失,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相当的社会隔离与排斥.推进青年农民工真正融人城市,需要超越经济与职业层面的支持,推动社区作为农民工融人的公共平台.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依托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合数理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特征,并通过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交互分析对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结果主要表现为留城和回乡两种行为特征,性别、年龄、到京时长、社会网络、是否有耕地、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男性,无耕地,来京时间1～5年或8年以上,拥有业缘型的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良好;同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城市融入有较大的影响力.两次业缘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风险期,对应着两次城市融入的淘汰缺口.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流民群体市民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及制度建设——以成都市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例

流民群体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产生的特殊群体,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返乡农民工、失地农民。流民群体要在城市新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变化,必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环境”对于城乡流民群体的市民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成都市政府做了有益的政策探索。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面临的排斥有劳动排斥、社会网络资源排斥和社会地位排斥等.通过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率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其社会地位,避免其边缘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消除社会排斥需要一定的条件：农民工要被授予获得教育培训的权利,所获得的补助金额要足够满足培训支出,农民工能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得教育培训信息,积极申请并利用教育培训.在此基础上,应建立新发展观,重视农民工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培训的福利性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建立国家补贴机制和分担机制,运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步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子女教育,以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和谐与缔造和谐的农民工社会教育——“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的构想

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平台,突破时空、区域、单位的物理阻隔,具有有机整合、宏观调控与各地灵活适宜的优势,致力于构建城乡沟通、城市相通的服务于农民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教育体制。这种教育,既是克服传统农民工社会教育局限,实现自身和谐的教育,更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这种优势突出、意义明显的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具有实施的价值基础、现实基础和运行基础,具有实施的可行性。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427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系统全面的指标,利用因子分析、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消极负面的心理状态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不同的分位点,心理健康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父母随迁状况、家庭中在外一起务工人数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关注、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保障措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针对不同融入度的农民工,差异化制定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基于包容性发展的视角

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居住状况普遍较差,这既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各地区当前外出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及对农民工住房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以宁波和成都为代表,对其在解决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时采取的措施及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从包容性发展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带来的优势及新要求。认为在解决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时,应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考虑、统一调配资源,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相结合,吸引社会力量形成多方合力,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同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法律意识与普法研究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很大的必要性。首先,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其权益维护的必要前提;其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转变的需要;再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政府从行政整合向法律整合转变的需要;第四,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自我规制其社会失范行为的需要。普法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普法要构建普法主体的多元性,体现普法内容的针对性,着眼于普法形式的实效性,在培养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同时,兼顾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培养。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习近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思想研究

对于超过两亿的流动人口而言,社会融合是其市民化过程中最核心的需求。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回答,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工作提供了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一是要"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使"优者有其荣",促进政治融合;二是要"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使"劳者有其得",促进经济融合;三是要"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促进社区融合;四是要重视养成教育,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使"力者有其乐",促进心理文化融合;五是要"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使"来者有其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融合;六是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农者有其地""外者有其归",促进历史融合。     

人力资本：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实现其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职业技能与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改善经济地位,奠定城市社会整合的经济基础。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农民工理性维护权益,适应从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以及进行自我规制,从行为模式上融入城市社会。职业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则是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形成职业认同和主体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