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衡量与协调对策研究

根据2001-2011年陕西省的统计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而且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通过对导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非农收入、城镇化水平、城乡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等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陕西应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对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研究 ——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2002—2009）

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2002—2009年的经验数据,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组成部分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了解构分析和排序。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各构成部分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不同影响,应调整和完善城乡收入分配政策,缩小城乡居民的各类收入差距,进而弥合日益扩大的城乡消费差距,增强实现国民经济内生增长的消费驱动力。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新视角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最新特点、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对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实际初步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路径与对策.     

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论析

以1985-2011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进行了阶段划分和区域差异比较。研究发现:(1)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加快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现阶段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2)近年来,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贷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化与对外开放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与金融机构贷款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有效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重视因时因地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切勿采取"一刀切"的模式。     

辽宁省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1990年以来,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城镇化率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文章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自相关检验等计量方法,对辽宁省1990-201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比率进行了分析。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辽宁省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会有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1978—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自然差距和非自然差距,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是非自然差距不断加大造成的。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出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方法,促进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共同增长,在共同增长中缩小差距。     

城镇化过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社会差别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借鉴国内外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方法,对1978—2011年30多年来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特征,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同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改变。与城市居民相比,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分项收入的视角

本文基于分项收入的视角,构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广东省1993—2011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分项收入差距及其收入差距效应进行分解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分项收入差距系数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分项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政策建议。     

产业升级、人口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方法对产业升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结构转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产业升级、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增强城乡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人口抚养比的提高以及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将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升级将伴随人口扶养比的提高和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1978年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呈逐年增长走势,但同期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却呈不断扩大的走势。在按收入水平进行五等分组的同一收入阶层中,北京市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之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并且收入阶层越高,两者之间的人均年收入之绝对差距扩大得越大;同时北京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越低的,其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距也越大。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方策,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方法,从历史演变和总体收入差距分解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并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化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助于农民收入增加.只有从制度层面废除收入差距自我强化机制,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推进农业化经营,才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理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目前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体制变迁以及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之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力发展农村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近年来 ,福建农民收入增加缓慢 ,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而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 ,已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且具有较大的潜力。从城乡统筹的角度 ,立足于省情 ,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 ,发展农村的劳务经济 ,是福建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选择。     

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苏省2000—2014年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达的公路网络不仅可以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与生产成本,扩大农产品的市场范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推进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基于对江苏省2000—2014年县域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等级公路基础设施对农民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收入弹性系数在0.217~0.225之间,而等外公路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公路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在总量上仍要进一步加大投资,特别是加强等级公路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不断扩大的原因在于自身条件和体制因素的不同。要缩小这一差距,在必须加大农村市场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     

山西省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支持状况实证分析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出发.通过对山西省农民信贷投资、农户就业结构、农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分析,挖掘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农村金融支持的密切关系,进而就加强对农民的金融支持,增加农民收入,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促进农民增收

促进农民增收是新时期政府主要任务之一。滞后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既具有强大的优势又具有重要的责任。因此,加强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是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和"善治"理论而进行的公共政策选择。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和出路

现代农业是具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完善的市场环境、政策制度环境等要求的新兴产业;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滞后,主要在于适应现代农业的管理制度体系、市场环境缺失等宏观因素.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是,完善现代农业的治理和服务结构、建立完善的市场环境、技术培训体系、农业保障和农产品补贴体系,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