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研究：社会政策的视角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出现了贫困陷阱的困境。对于这种福利供给所形成的贫困陷阱。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是从个体的福利依赖角度来进行的。但是，基于湖南省长沙市区400余住新贫困社群的调研和对政府的走访资料．本研究解析了城市新贫困社群在现行福利供给体系下出现贫困陷阱的政策原因：缺乏赋权参与社会政策的建设理念，是制约当前新贫困社群需要满足得以实现的症结。建议政府采取针对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的社会政策来优化政府的福利供给效率。     

中国少儿教育福利省际均衡性研究

少儿教育福利的均衡性问题一直是儿童福利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既有政策进行有效性的评估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文章在利用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技术对中国31个省份的少儿教育福利状况进行综合比较之后发现,各省份的教育福利供应大体上呈现出了"东优西劣"的阶梯形下降格局,且现行教育福利政策未能形成"反向阶梯"的优化效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建议优先解决教育财政支出体系、多元福利参与体系和师资力量保障体系的漏洞,以保持各省之间教育福利供应的大体均衡。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福利效应研究

文章从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两个维度考察新农合的政策效果。全国10个省30个村的千户农民调查数据显示,新农合的福利性并未得到农民高度的认可,部分农民认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医疗机构、基层政府而非农民。新农合在提高农民看病积极性、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农民健康状况等方面已初具成效。新农合在农民的参与,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实施与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了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     

低生育水平时代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设计与建设

从＂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变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Joseph Troisi教授指出,养老原本是家庭的主要职责。在生育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时代,家庭也完全承担得起这一责任,为人生的最后阶段提供必要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个体自由与独立的追求得到激发,家庭的规模逐步缩小,生育率逐步下降,但依旧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这时,人口结构的相对年轻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五保供养的政策与实践：演进历程与现实效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五保供养经历了农业合作社供养时期、乡镇统筹的供养时期、由农业税列支的供养时期和由国家财政拨付的供养时期四个时期。五保老人被作为一个整体发现。成为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开端：五保老人从集体供养到国家供养伴随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卷化”分离，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五保政策始终没有突破“维持基本物质保障”这个最低目标。忽略了五保老人的多层次需求，一些地区落实政策不力、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等都加剧了五保老人的脆弱性。需要将五保供养工作从普通的政府职责。提升到人权保护的高度．扩充五保老人的社会权利、引入社会力量。才能保证五保老人的“善养”与“善终”。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中国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演化脉络与效应研究

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经历的劳动力流动,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现象,也是一种转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劳动力流动本身以及相关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作用的微妙性突显了其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差异化特征。文章区分了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微观干预措施,侧重探究1978²012年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演化脉络及其在每一个阶段给劳动力流动与宏观经济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偏重城市与发达地区而弱化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其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应有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不显著,从这一视角来看,甚至是延缓了城乡间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进程以及外流劳动者微观主体福利的提升进度。     

家庭结构与未成年子女的福利--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

文章借鉴并修正了西方解释父母离婚对孩子影响的相关理论,提出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模型。该框架强调子女的学业成绩对其福利的重要影响,将“家庭结构”概念扩大到“亲属支持”,把“家庭冲突”拓展为“父母素质”,并引入“社会人文环境”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的学业成绩与其福利总水平具有最大的正相关,以学业成绩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的综合模型,是符合中国实际和有效的;离婚后同居监护人是否称职对子女福利的直接影响比离婚前的夫妻冲突更为显著;亲属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家庭解体对子女福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