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略论“朱陈之辩”——兼谈南宋理学与事功之学对立的实质

宋孝宗统治后期,发生于理学大家朱熹与浙东著名事功学者陈亮之间的大论战,在当时思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史称“朱陈之辩”.这场论战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不仅反映出彼此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也成为理学和事功之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忮辩”应是“强辩”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忮,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按:逯注误矣。“忮”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忮,很也。”段玉裁注: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道盛与方以智师徒的“托孤”说

庄(子)学史上,“以儒解庄”者不乏其人,但以明末清初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的庄子“托孤”说最为奇特,他不仅“以儒解庄”,更且直接指认庄子为“尧孔真孤”,认为庄子得孔子真传,庄学是儒门嫡系,如同禅为佛教的“教外别传”,庄为“儒宗别传”.道盛此说经其弟子方以智《药地炮庄》的传播,在庄学史上留下一段公案.“托孤”说是如何提出的?在当时用意为何?道盛、方以智同时代人对此似乎均“心知肚明”,即庄子、道盛、方以智之间的全方位互托,这也是庄子之孤、遗民之孤与宗门之孤的风云际会.奇怪的是方以智身后三百年来的庄学研究者却鲜能善解,一个当时的“公开秘密”被后人搞得云里雾里,真相越辩越模糊,很有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的必要.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古典美学与“文”——从“天下之文”说起

中国古典美学与“文”———从“天下之文”说起王锡臣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总范畴应是“文”，是文明、文德、文化、文饰之“文”，而不是“美”。美只是一个较大的从属范畴。这一看法涉及古典美学的重大问题，需要从不同侧面作多视角的论述，现仅从《周易·系辞》的“天下之...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王夫之“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意义

<正> 王夫之继承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宋明时期哲学争论的中心——“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见解,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王夫之的“体用不二”思想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统一。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王夫之的“体用”范畴作点探索。一“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魏晋以来哲学家们通过“体用”之辩,逐步加深了事物运动原因的认识。其正确结论是“体用不二”。     

先秦论“文”三重要义

在先秦时代，“文”作为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种义项，其中每一种义项对后世的文学观念都发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文者质之饰”。这种将“文”、“质”并举的观念在现象层面上导致了重内容、轻形式的美学倾向。（二）“文者道之显”。这种将“文”、“道”并举的观念在本体层面上导致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美学倾向。（三）“文者礼之盛”。这种将“文”、“礼”并举的观念在功用层面上导致了重政治教化、重社会效果的美学倾向。     

“义”辩

“义”辩范正刚一“义”之本义《说文》解释为己之威仪，从我、羊。古时也有解释“义”与善同的。《辞海》选择了前者，认为“义”是仪的古字，指威仪。羊在上古往往是财富的标志，从我、羊之“义”其意指对象当是拥有财富的奴隶主。考察此时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套由君...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论老子“道”的母性崇拜特质

“道”在老子那里,区分为“天之道”与“人之道”,老子将二者并重。从逻辑上说,他的“人之道”从属于“天之道”,只有“天之道”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但从历史上说,他实际是基于“人之道”、围绕“人之道”去探究、阐释“天之道”的。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人文传统完全一致。老子的“天之道”的根本特质即表现为母性生殖崇拜的性质。而他的“人之道”的根本特质,则表现为母性人格崇拜的性质。1从老子“天之道”的四大取象看其母性生殖崇拜特质。第一,“道”取象于古时的道路。老子谓“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即在指…     

从“性情之正”到“文”、“道”之争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他在阐明艺术价值的根源和艺术创造的关键基础上，又从艺术创造主体角度对艺术的真谛进行了人性主义的阐释。其要点有二：一、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层级性决定着艺术创造中价值、意味发现的层级性，艺术个性化的前提乃在作者能得“性情之正”而不仅仅是“性情之真”；二、“文”与“道”之争是个常论常新的话题，而“专制制度”才是文艺发展的最大障碍。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配义与道”正解

孟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当弟子问:“何谓浩然之气”时,孟子回答中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一语。“配义与道”当作何解释?自汉代至今,注家均无例外把“浩然之气”同“义”与“道”相配,赵歧、朱熹、毛奇龄等甚至干脆把“义”与“道”合而为“道义”一词,以与“浩然之气”相应,这似乎已成千年定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千年定论上。“道”虽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但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儒有儒道,墨有墨道,诸子百家莫不如此,只不过含义不同于道家之“道”而已,在儒家学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崔清田荀况是重视“辩”的思想家。他甚至认为“辩”是做君子与诚士的一个基本条件，因而响亮地提出了“君子必辩”，同时也研究了“辩”的种种问题。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荀况论“辩”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挖掘与整理逻辑（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存在...     

从“吾丧我”和“道”看庄子“齐物”

“吾丧我”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极高境界，呈现出主客合一、空虚寂静、独立自在、自身同一、无边无际等极其神奇的境状特征，由此意味“吾丧我”属于形上超越境界；道之体也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与“吾丧我”相同的形上超越境界，但庄子从不同角度视其为道之体和“吾丧我”；庄子之“齐物”，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融人道之体或“吾丧我”境界，齐化为毫无差别的虚寂之“一”，可见其“齐物”与道之体和“吾丧我”都是通过气功途径达到的同一形上超越境界。     

理论战线上的一场横暴围剿——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

一九六四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曾经有过一场轰动全国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使许多理论工作者遭到了批判和迫害。现在是到了弄清真相的时候了。一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同志和我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从六月五日项晴的反驳文章开始,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其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当时,也是思想战线上历次运动中罕见的。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止,报刊上发表了三百八十多篇文章,大打棍子,乱扣帽子,无限上纲,只许攻之者说有,不许辩之者说无。开始时,还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后来就逐步升级了,“矛盾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