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

“城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基石性概念,也是整个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自然、政治和善既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三层重要内涵,也是透视“城邦”哲学的三个重要维度。自然是其城邦哲学的本原性之维;政治是其城邦哲学的现实性之维;善是其城邦哲学的理想性之维。三维互构互渗的共在,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的内在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充满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城邦的生成、城邦存在的目的、城邦政体的选择、维护城邦的稳定和秩序的原则、对待城邦内政治冲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这种张力的根源,首先,是哲学和政治之间固有的张力在其政治伦理中的内化;其次,是其形而上学、人类学、认识论、目的论等哲学思想的二重性在其政治伦理中的体现.这种内在张力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伦理观上自相矛盾,恰恰相反,他蓄意保持这种哲学的理想性和政治生活的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因为这正是政治伦理的本质.     

希波达摩斯式的谬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作“科学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希波达摩斯对数字“三”的迷恋,给政治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确而是混乱;效仿技术进步来推动政治和法律革新,可能会造成法律失信和政治动乱;将几何的理性之美强加于政治空间之上,不应罔顾城邦基本的安全需求。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苏格拉底:刺猬还是狐狸?——对苏格拉底悲剧的一个再思考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怎样解释这一事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哲学的性质以及他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是一元论的、绝对真理的、建设性的,另外一种是多元论的、怀疑论的、破坏性的."刺猬"和"狐狸"可以分别代表这两种对立的意象.这两种类型的哲学都可能与城邦政治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希腊城邦的“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世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之结果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之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真正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

在《高尔吉亚》《斐德若》《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话著作中,柏拉图探讨并总结了在雅典民主制下,言辞技艺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运用,创造出ρητορικη?一词指称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辞技艺(即狭义的修辞术),并且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智术师派修辞家宣讲的修辞术存在的利弊。在哲学与修辞术的关系上,柏拉图并非简单地一概否认修辞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而是在肯定修辞术作用的同时,一面强调政治修辞术必须为追求正义服务,不能以牺牲人们对美德的培养为代价,而败坏了城邦政治和人的灵魂的秩序。柏拉图在研究和批评智术师派的政治修辞术的同时,对自己的写作技艺也作出了正面的总结和归纳,推出了为哲学服务,化解哲人生活方式与城邦大众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矛盾,流传哲学火种的哲学修辞术。     

辨识哲人的亲缘——柏拉图《治邦者》开场绎读

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柏拉图的《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在《治邦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在《治邦者》开场,苏格拉底鼓励两位年轻人辨识出他们与苏格拉底的亲缘关系,进而走上苏格拉底哲学之路。     

论古希腊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经历了一场转变,哲学研究从对宇宙自然的关注转变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这个时期城邦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兴起。“公共领域”是希腊人展开政治论辩的场所,哲学涉入“公共领域”产生了所谓“哲学的公共表达问题”。这个背景之下,哲学的发展受到了城邦政治实践的制约,哲学涉入“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哲学自我辩护与自我确证的过程。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哲学转变的性质和方向。希腊哲学的这场转变不是历史上一度存在的事件,而是一直伴随着哲学思想成长的原动力。     

何为政治哲学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既强调公民是城邦政治的参与者,也强调以德性为中心的共同体善。后者是当代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从强调善优先于权利转向权利优先于善。正义从以共同体的利益为依归转向以人权或基本权利为内涵。当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诉诸共同体的善还是诉诸权利为其理论重心。然而,阿伦特所提出的公民权问题以及世界主义所关注的全球贫困问题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权利重心的挑战。     

回顾围绕“那种”政治神学的争论

施米特发表《政治神学》后,“政治神学”这个概念受到战后德国新一代理论家布鲁门伯格的“世俗化”挑战,并因此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共话题.但是,新一代理论家并未看清施米特政治神学和“那种”政治神学的真正源头.通过梳理施米特和布鲁门伯格之间的通信和论战文章中的关键细节,并论析政治神学、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和“那种”政治神学之间的隐秘关联,可知施米特政治神学的现代处境,呈现了政治神学家和政治哲人对于“神”的不同思考路径.     

论西方政治信用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政治信用伦理被视为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价值,是城邦国家特别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应遵循的主要德性与规范.在中世纪,政治信用伦理与神学糅合在一起,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政约--守信"关系,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股否定政治信用伦理的非道德主义思潮.但随着社会关系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随着以市场、民主与法治为基本内容的近现代文明的出现,政治信用伦理在西方民主社会得到高扬,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运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基.     

Apologia：申辩还是道歉？——《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政治哲学解读

笔者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了政治哲学的解读。《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一篇法庭呈辞,可细分为公民之言和立法之言。通过对这双重言述的辨析,可以看到Apologia作为申辩,苏格拉底对哲学做出了政治辩护;Apologia作为道歉,苏格拉底则对城邦事物做出和解的姿态并对哲学自身提供一种反思。     

哲学与政治：论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的审判被视为一个有着独特意义的思想文本,对于这个文本的研究蕴涵着人们对于哲学性质与哲人命运的深度思考。在处理苏格拉底审判这个论题时,方法上应该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对立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错位——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为例

人们生活的场域可分为哲学和政治两大基本区域.因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史.历史表明,政治哲学表现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错位关系.东西方哲学和政治之间错位关系表现形式不同;以苏格拉底为例,西方政治哲学的错位关系表现为政治对哲学的僭越,故其任务是为哲学辩护;以孔子为例,中国政治哲学的错位关系体现为哲学对政治的代庖,故其任务是为政治回护.鉴于东西方政治哲学的各自缺陷,未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应在哲学、政治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保持双方的对话关系,从而促进哲学、政治的更好发展.     

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简论

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神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的政治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神权政治哲学。中世纪的政治统治与宗教神学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从思想基础到内容主体都是唯心的、错误的,其影响是消极的．本文试图从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的伦理基础、理论依据、从教会派和世俗派神权政治哲学的内容主张等方面,对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哲学作以简要的分析、论述．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霍布斯政治哲学研究路径的论评与辨正

学界通常采用理性的与神学的两条路径展开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理性的路径是主流的研究进路,试图从特定的某个理性概念入手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进行整体性的解读,而神学的路径则试图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铺陈在神学框架之下,认为霍布斯政治思想中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神学政治方案。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路径却彰显着如此的结论:霍布斯虽然设计了理性政治的方案,但他同时还存留着相当多的神学政治的内容。鉴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有着更为复杂的论证结构,故应兼采这两种研究路径以实现对霍布斯的整全式解读。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