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隐喻与人神中介身份的自我确证——民间傩艺人身份的人类学探析

本文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民间传统傩仪式的展演者(俗称"跳傩弟子")是如何建构傩神信仰的神圣性空间,又是如何在隐喻驱鬼逐疫神话原型的神圣空间展演他们作为人神中介的身份意识,展现了民间傩艺人于傩神信仰的精神体认及对人神中介身份的自我确证.而这种基于信仰的身份自我确证方式,或许是民间仪式能够存活至今的深层文化原因.     

中越民族神话的历史景深与文化生态--以壮族与岱侬族为例

越南文化与骆越的关系，一直是越南学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的那些活态传承的神话叙事及信仰仪式展现了岱侬族与中国古骆越文化的深远渊源。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在民众的口述与记忆中，还通过祭祀仪式、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活态形式实践着，为中越跨境族群的现实生存和世代传袭提供了共享历史和家园遗产。     

神圣和世俗间的信仰之旅——青海贵德汉族信仰习俗研究

贵德汉族因周边兄弟民族的影响信仰习俗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本文从节日习俗中体现出的祖先崇拜、现实利益驱动下主动选择的泛神崇拜及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崇拜这三个方面分析贵德汉族的信仰及信仰体系中的多元文化碰撞和文化的共融。     

地域文化特性与乡村居住空间构筑——以江西村落为中心

江西是一个文化大省,有着一大批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传统悠久的村落,这些村落的建设和传承都依赖于当地的地域文化。江西村落文化特性与建筑模式与江西宗教、信仰、商贾文化及崇文重教等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现代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江西村落建设产生不少影响,要避免这些影响,必须建设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江西村落,保护与传承民俗文化。     

家西番:遗失了藏语的地方亚文化共同体

家西番族群,是生活在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宗喀藏族的一部;自明朝后期开始定居农耕,与汉、回、蒙古、土等族群杂居,历经二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逐渐遗失了藏语而只使用青海汉族方言,至清康熙年间基本上完成社会文化的汉化。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族群竞争、明清两朝对河湟农耕地区实行与草原牧区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导致宗喀藏族文化转型而成为家西番的政治原因;草原与农耕交错过渡地带农业文明、工商文明相对于草原游牧文明的优势是吸引家西番汉化的经济原因;汉藏文化的兼容性、河湟地区多族群杂居的社会现实格局是出现家西番族群的社会文化原因。1958年青海农牧区宗教民主改革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民族宗教政策,直接颠覆了家西番族群本已动摇的宗教文化信仰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西番族群在保持藏族身份的同时,其文化心理却越来越呈现其族性的"汉化"特点。     

人类学文化变迁之文化涵化——以广西贺州客家族群的文化变迁为例

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指不同民族(或族群)相互接触引起原有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通常是双向的。广西贺州客家族群长期与瑶、壮等兄弟民族(或族群)聚居生活,由于发展历史和生态环境的不同,经过长期的文化涵化,广西贺州客家族群在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地方客家族群的文化特征。     

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

佛教最早传入西藏是在公元 5世纪 ,大规模正式地传入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 ,从唐朝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的。其后藏传佛教对汉族发生了长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唐、宋、元、明、清诸朝统治者 ,都崇奉藏传佛教 ,因此而影响到大量汉族群众。其具体表现是 :1 在汉族地区兴建了众多藏传佛教寺院 ;2 汉族人入藏传佛寺当僧人 ;3 部分普通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这些对提高汉族群众的文化素养 ,对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对促进汉族和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族官僚与北魏的地方文化教育

汉族官僚对北魏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他们出任地方长官,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汉族官僚提倡孝道,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对地方的教化,敦厉风俗;他们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因地制宜,积极设立或发展学校教育;对于地方民众的信仰,他们在禁止淫祀的同时也注意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汉族官僚在推进地方文化教育的过程当中既能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又能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北魏的政治转型。     

族群文化传承中达斡尔族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路——萨满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达斡尔族女性作为肩负族群繁衍的行为者和族群文化传承的教育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族群文化对达斡尔族女性主体地位的忽视,造成达斡尔族女性群体自我意识水平长期低于男性。本文对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现状进行分析,着重凸显达斡尔女性在萨满文化传承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萨满文化不断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情况下,能动地弱化其宗教功能、增强文化功能,从而有效地使萨满文化得以延续。     

江西傩神续考

拙文《明代五种傩神考》(载《争鸣》(赣)1992年第2期),曾谈到江西在明代傩神庙或傩班祀奉的傩神,有欧阳金甲将军和傩神太子。这两位傩神的庙(祠),现仍保留在万载县、萍乡市和南丰县。最近通过考察得知,江西民间以往祀奉的傩神,尚有吴芮、明宣宗、东岳、岳王等。现在分别叙述于下,以对前文作一补充。     

试论乌蒙山回族谱牒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修撰族谱是乌蒙山回族数百年来一直延续的文化传统。阐明族源、明确族规、确立世系字辈、将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和信仰实践融入家谱之中是这种谱牒文化的主要内容。由族谱所呈现的族规家训、族群记忆、文化自信、信仰实践、人伦秩序、家风传承、和亲睦族、民族团结与热爱祖国等社会功能,是家族、民族、国家之诸种同构关系的重要体现。它对新时期建构新型民族关系、打造乌蒙山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琴棋书画:汉族文化印象文学与历史的对话

琴棋书画作为汉族文化印象的代表,通过文学与历史对话的互文性文化表达,其作为汉族的文化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互补·融合·升华——比较视域下“北方民族文学”的宏观考察

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上而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则是“由下而上”,这是一个旋涡型的轨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应该把这种整体风貌和深层脉络描绘出来.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     

地方神话传统与当代生态文明——以青海湖地区为例

从青海刚察地区的神话观念和当代生态文明理念之对比可见,当地针对神山圣湖的神圣话语体系和仪式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经由神话和仪式实践,人类与神灵、信仰和自然景观之间建立了互敬互惠的内在相关性和情感联系,而这是科学主义主导的生态观念无法完全取代的。围绕青海湖的神山圣湖信仰提供的是一种整合性的宇宙观,这种观念体系及其仪式实践,在现代依然发挥着心理调适、情感唤起和族群认同的作用,是建构现代生态文明的重要资源。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仪式变迁与乡村社区整合——以广南县阿科村的祭竜仪式为例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广南县阿科乡阿科村这一包含壮、汉、苗多元族群的新兴移民村落的田野调查,考察阿科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的祭竜仪式变迁历程,解读壮、汉、苗三个族群具体利用传统的仪式资源来协调族群之间出现的冲突,达到族群整合的效果,最终获得社区族群的和谐过程,探讨传统民间信仰资源对构建现代多民族社区的和谐所能提供的潜在贡献.     

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

将三国诸葛亮、明代王骥加以神化和崇拜,是滇西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与内容之一,是在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中原民间信仰相互交融而共创、共享一种区域文化的结果,其中交织着作为跨界民族的傈傈族的多重认同感.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表明傈傈族对以王骥为象征的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和超越族群意识的区域文化认同,该仪式还促进了傈僳族群自身认同感的增强.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房山石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在政权更迭频繁、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下,华北北部民间社会的佛顶尊胜信仰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此信仰在辽中后期也影响到契丹贵族;辽代密教的渊源除了唐密,还包括杂密和直接来自印度的因素.辽中后期,汉族民众也为契丹统治者建造经幢祈福.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和族群关系演进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

关于学校“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给予了许多不同的阐释。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他们将学校“课程”视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定义表明,课程并不是人类文化的全部,但是它却应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尤其是面对一个多民族有不同族群文化的国家,我们应将何种文化放到教材中去作为一门课程,并以何种形式进行代际文化传承?在学校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主流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一体化与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这是本文想阐述的,也是我们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