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与晚清印花税

印花税是晚清仿行西方税制的第一个税种。清政府基于敛财筹款的需要 ,先后进行了印花税的两次试行。总税务司赫德出于本国利益 ,积极参与了印花税的筹议到试行的全过程 ,他所参与制定的印花税章程 ,当时虽未能实施 ,但为中国后来的印花税法提供了范本。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印花税的涉外困境

1913年3月,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开征印花税时遭到了列强的蛮横抵制。为实现税收公平、属地管理等目的,相关部门不断与各国驻华使、领协商,并令驻外使节与各所在国加强沟通,要求在华外国商民按照中华民国《印花税法》的规定依法纳税。尽管外交部及各地外交特派员艰难交涉,积极争取,但由于国力贫弱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印花税的涉外征收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为维护国家利权的外交磋商虽然艰难而又漫长,但彰显了民国初年外交精英们寸权必争的精神和毅力。     

切莫忽视印花税征管

最近,大连市甘井子区地方税务局在对该区乡镇企业纳税检查过程中,发现不少企业对印花税重视不够,仅对其它合同的贴花检查,就查出2户企业偷税12.76万元,造成了印花税款的大量流失。 如:在检查某乡镇房屋开发企业1994年价目时发现,该企业固定资产和自有资金增加5161万元,没按规定贴花2.58万元,并自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内汇业务的法律监管

抗战时期(简称"战时"),四联总处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管理机构,对银行内汇业务实施一系列立法活动,对战时状态下的内汇审核办法、汇率市场变动及改善内汇条件等各方面进行设计与监管,对我国战时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印花税等税收的流失与经济诉讼中并存的问题

本文结合具体工作实践,从几例个案分析了印花税等税收的流失问题。重点涉及到司法经济诉讼中印花税等税收的流失状况;并对经济合同和经济关系中税法的确立与合同和经济关系的有效性、合法性,以及司法判决依据进行了探讨。强调了税法与合同法等相关法规的系统性、统一性问题,提出了控制税收流失的具体对策。     

国民政府“乡镇公共造产”的历史教训

"乡镇公共造产"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大后方实行新县制和保甲制后,产生的县乡镇村街保甲的行政经费问题,但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的意愿,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县乡镇的财政问题,反而劳民伤财,给农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从“自卫特捐”税看民国税制的晚期衰变

民国后期,自我标榜民主宪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构建现代税制进程中为了满足战时财政需求,一再开征各种苛捐杂税,其中"自卫特捐"税便是支应地方政府军事经费的一项临时性专项税捐。"自卫特捐"税开征至失败的年余时间内,较为独特地反映了民国税制晚期衰变的各种特征和弊窦,成为民国税制现代化进程堕入崩溃末路的缩影。     

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强”地位及其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提升,一举进入世界"四强"之列;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给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以极大振奋,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强国实力,成为世界"四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与战时战略,梦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最终压垮了国民政府,加速了其失败。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利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轨迹显示着中国政治参与的艰难发展.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

民国以降,新疆币制长期游离于中央货币体系之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新疆币制与国民政府产生更多交集。1942年盛世才"内向"后,国民政府坚持柔性治疆策略。在维护新币币信前提下,国民政府将作为国家主权货币象征的法币逐步在新疆推行,保障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尽管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竭力减少新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但在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抗战时期,对新疆币制的改革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完善我国证券税制的构想

证券税制一般是指对证券交易市场中的证券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得和证券收益所确定的征税原则和制度。因此，证券税制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一、证券交易税制；二、证券交易所得税制；三、证券收益所得税制。我国目前的证券税制主要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交易营业税，...     

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农业

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积极筹设农业金融网,对西南地区农业进行大量的贷款活动,并对西南地区农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四联总处的这些活动促进了战时西南地区农业金融网的形成、农贷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提高,但也有若干负面作用.     

抗战后期的中国战时生产局

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美国政府于1944年11月帮助重庆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国战时生产局(英文名称为War Production Board,简称WPB),稍后,于1945年1月又设立了中国战时运输局(英文名称为War Trauportion Boara,简称WTB),这二个机构的建立,对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改善军工生产和军需运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储蓄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储蓄政策述评杨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沿海富源丧失，军费支出剧增，法币发行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随之出现。为吸收游资，稳定法币，抑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自１９３８年起相继公布一系列储蓄政策，正式推行战时储蓄。由于以往的经济史著作中对战时储蓄政...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物价管制及其启示

"价格问题,实为战争经济上最重要之一",抗战时期的物价扶摇直上、快速飙升,给社会、经济、财政带来极大危害。作为战时重要的财政经济措施,国民政府的物价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放任到管制、由个别管制到全面管制、由宽管到严管逐步加强的过程。国民政府虽然在物价管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物价飞涨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但并没能根治物价上涨问题。战时物价管制为我们在特殊条件下管制物价提供了基本启示:控制货币发行,慎用增发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发展社会生产,扩大各类物资供给;疏导社会游资,严禁商品囤积居奇。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

二战期间，为避免纳粹的迫害，大量中欧犹太人移居他国。在大多数国家拒不接纳犹太人的情况下，中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收容了大量犹太人。面对来华犹太人的增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在西南地区划区域安置犹太人。此外，国民政府还考虑接受犹太人白尔克拉斯的建议，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史称“白尔克拉斯计划”。碍于中德关系，德国反对安置犹太人，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不一致，而战时中国国内难民问题严重，部分人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持有偏见，也反对安置和移植犹太人，导致计划最终被搁置。虽然计划流产，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中国援助犹太民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民族利益及国际道义两者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国际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