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史视域下的铭贤校园文学——近代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一个侧面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生成了自己的校园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自觉觉人"的呐喊与"救国图存"的呼吁并存,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运动落潮期幻灭、颓废和死亡的文学倾向,再到30年代以后救亡文学涌现,现存铭贤校园文学生动地勾勒出1924年至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铭贤学校启蒙与救亡思潮的变奏,对于我们探究铭贤学校的文化思想史、理解山西乃至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启蒙叙事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文学

将中国女性文学纳入启蒙叙事传统中,通过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的内在一致性、启蒙话语下女性文学的文本特征、启蒙对女性创作的启示三个方面,阐述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启蒙思潮的不解渊源、女性解放的主题与启蒙主题目标的高度一致、女性文学的两大高峰与启蒙的两大高峰相互应和、启蒙的先天不足造成女性创作的后天失调等现象和原因,指出在当下＂启蒙死了＂的哀悼声中,作为个人自由的启蒙精神将永存。启蒙思潮促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而女性文学走向个性化又进一步深化了启蒙文化的意义,为启蒙提出了新课题。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从"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试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通俗长篇小说

自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实际上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精神的、思想的、启蒙的、文化的、审美的;另一个则是物质的、经济的、市场的、商业的。表现在文学形态上,前者为"严、雅、纯"的精英文学,后者为通俗文学。因为它们处于同一时空,所以既有相互冲突、背离的一面,又有相互影响、融合的一面。清末民初和20世纪20～40年代的通俗长篇小说,分别受到近代启蒙思潮和"新文学"语境的影响,更加追求雅化,其"雅"与以精神启蒙、审美意识为标志的文学现代性是直接相通的。因此,前者的"俗中有雅"和后者的"雅俗融合"便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的曲折历史,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当代学者王彬彬以启蒙之精神、凌历之笔锋在文化批判、文学的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追踪着启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并且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性和修辞论批评,成为"仍在启蒙路上"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一.     

启蒙主义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英国18世纪的社会文化生活与启蒙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世纪前半期,以启蒙主义理性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思潮统治英国文坛,并促成了散文的兴盛和小说的兴起。诗歌的创作也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到了18世纪后半期,新古典主义思潮开始衰落,感伤主义开始流行,英国文学中也出现了感伤主义诗歌、哥特式小说等文学样式。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情感欲望——师陀长篇小说对情感/欲望启蒙的坚守

情感/欲望启蒙是中国理性启蒙的原点,又是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的钮结点。“五四”以后,由于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对启蒙运动的裹挟,总体上模糊了文学叙事与启蒙精神的联系,尤其是与情感/欲望启蒙的联系。师陀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无望村的馆主》、《荒野》和《马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恢复这个联系,为建立他自己的情感/欲望叙述的。在对这个问题的执着坚守中,文本呈现了欲望的内涵,模拟了欲望的形态和出路,以及欲望的激发和释放给启蒙带来的问题。     

《文化苦旅》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

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文化苦旅》,是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对于认识90年代兴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有重要参照价值。《文化苦旅》借用"西部"意象,表现出的"苦旅"姿态和"自我感伤"趣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迎合。《文化苦旅》在形式上保持了80年代关注民族命运的精英传统,但在内核里放弃了启蒙和反思的冲动,以"伪精英"的姿态开启了中国消费文学的新范型。     

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之间思想关联初探

作为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德国浪漫主义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本身与启蒙有着复杂的思想关联,既是一种"反启蒙运动"的主要形式,同时又延续了启蒙的基本观念,力图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实现启蒙的自由平等理想。澄清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传统的思想关联,有助于真切理解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朝鲜开化思想诠论——以稳健开化派为主的探索

朝鲜开化思想,是旨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也是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在改革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是否要与国内外政治势力相结合的问题上,开化思想又分为激进开化思想和稳健开化思想。稳健开化思想以近代东道西器论为基本思想,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主对内实现富国强兵,且对外实行均势外交,引进近代的文物制度,使落后的封建朝鲜逐渐发展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近代朝鲜的民族自强。     

一种古典的理性启蒙观——对柏拉图“洞喻”和“线喻”的现代解读

在西方哲学的路径里,"启蒙"似乎仅仅特指中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或"启蒙思潮"。然而,如果打破这种特定的"启蒙"话语而拓展启蒙的视野,回溯柏拉图的"洞喻"和"线喻"并进行认真探究,则这两个比喻所相互映现的正是一种古典的"理性启蒙"观。那么在柏拉图的视阈里,为何启蒙,如何可能启蒙,启蒙具有何种特性,启蒙之人性究竟发生何种变化?以上诸类问题,正是本文需要梳理和阐释的基本内容。     

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规定性

中国启蒙运动发生的“特定时刻”规定了名为思想启蒙的运动实则以明确的政治目标为指向。启蒙虽以近世西学为价值依凭,但繁杂的任务则驱使思想家们必须复兴固有的文化资源,从而使看上去是反传统的思想运动具有了固守传统的色彩。启蒙原本是由知识精英发起的意在向普通大众施以教化的运动,但基于“观念图像事件”而阐释的“新民”说则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的主客体模糊起来,当影响人们角色认定的某些新因素出现时,既有的格局便不可避免地被打乱了。     

《呐喊》、《彷徨》对于启蒙主体的反思与拷问

作为20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收获,《呐喊》和《彷徨》以其惊人的思想艺术高度,震聋发聩地揭示了思想启蒙的必要性,更以无与伦比的思想穿透力,展现了启蒙的悲剧况味,表达了对于启蒙可能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启蒙主体自身精神弱点的反思与拷问,再一次显示了鲁迅作为启蒙先驱者强烈的自审意识和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论寻根文学的话语内涵及自我解构

寻根文学是当时各种国内外思潮多向合力的结果,表达了启蒙主义话语下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寻根文学所肩负的启蒙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它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双向悖论,解构了寻根文学自身的文化重构初衷,造就了寻根文学的“失根”直至最终退潮。     

新时期文学：“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思想、文化、审美的新启蒙时代。其间文学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巨大区别的阶段：从文学连接＂五四＂传统、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时期到文学回归自身,走向审美的艺术多元、创新时期,由此促成了＂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从而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萐父教授围绕“早期启蒙”说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呈现了一个当代中国启蒙主义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路向选择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深刻思考。这一思考不仅能够经历“启蒙反思”的洗礼而历久弥坚，而且很能够针砭“后启蒙时代”的若干文化病症。     

伽达默尔“第三次启蒙”与现代科学化时代

人们普遍乐观而无思地生活于现代科学化时代 ,伽达默尔以康德“敢于使用你的理智”重新强调了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意义 ,并以“第三次启蒙”为题 ,对现时代人类生活判断力的荒疏与忘却从实践哲学上给予了批判和纠正。“第三次启蒙”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重建 ,人类启蒙与人类存在共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