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

黄遵宪是晚清“新派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其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并没有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影响。分析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人.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先后撰写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以诗歌的形式生动地介绍了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对明治维新的起因、经过、后果、影响叙述得尤为翔实.黄遵宪的日本研究,最早总结了明治维新经验,重点介绍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戊戌变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

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人足迹几遍五洲 ,有着十余年的外交生活经历 ,视野宽广、思想开放 ,融汇中西文化 ,开拓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和新的审美范围 ,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

汉乐府民歌的产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它以叙事诗为基本体裁,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言、杂言体的直接源头。但在此后两千年的诗歌流变中,除了文人有意识地模仿乐府创作过一些叙事诗以外,绝大部分古典诗歌(包括民歌和拟乐府)都是以抒情为主的。为什么叙事诗能够在汉乐府民歌中得到集中的发展,而以后却未能蔚为大宗?本文试图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人境庐诗:新辟境界与传统形式的交融

十九世纪后期是由传统诗歌向近代诗歌转变的时期 ,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即为这一转变的出色代表。它反映了由于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 ,诗人的视野已开始关注域外的新鲜事物 ,诗作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哲理、新观念。人境庐诗深刻地表达出对列强侵略的警觉和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识 ,生动地记载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和对东方国家备受欺凌的命运的反思。尤其在艺术手法上难能可贵地达到了传统形式与新思想新意境相交融的境界 ,遂使黄遵宪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 ,被公认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