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朝督抚权力演变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清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着时局的演变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显著的要数皇室（清朝政权力最高机关）权力与地方督抚权力的变化。纵观整个清朝督抚权利的演变，重满轻汉的民族主义，让清朝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汉人有排斥的思想。然而随着世界历史逐渐步入近代，保守的满族贵族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西学的传入，以及西方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内部有了重大的分歧。那些具有开明眼光的汉族士人，在面对近代化的时候逐渐认识到自强、富国的重要性，在权力的演变中，逐步占据主动权。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的局面基本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局面基本形成。     

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原因论略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发展的顶峰时期,然而在咸同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扫荡粉碎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一腐败的八旗绿营,迫使清廷只得依赖地方武装,遂致督抚筹饷练兵、专揽大权,打破了地方军政民财设官分司互相牵制和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平衡,形成靖末地方督抚骄横跋扈之局面。这些论述已在有些论著中刊出。然而笔者认为这仅是清末外重内轻局势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而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原因既有其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变化的因素,更有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受外来干扰而产生变化条件的影响。本文谨将这些原因略作论述。     

论立宪运动中的权力之争与辛亥革命

论立宪运动中的权力之争与辛亥革命林吉玲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政府、立宪派、地方督抚围绕着权力问题，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间，既有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之争，又有封建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对抗。三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影响...     

论立宪运动中的权力之争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政府、立宪派、地方督抚围绕着权力问题,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展开了竞争。其间,既有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之争,又有封建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对抗,三者之间,关系复杂多变,特别是地方督抚同立宪派的关系,更是微妙。本文试就这三者在立宪运动中的权力之争及影响略作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明代的督抚制度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王朝的统一能否稳定;而不断的改朝换代则为统治者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契机。明代督抚制度的产生,就是这一系列调整中的一个步骤。它为清朝所继承,对明清两代的政治有重大作用。因此,对明代督抚制度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结构的特点。一、督抚由临时差遣到常设职务的演变     

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企图借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地方督抚则想借官制改革的机会向中央夺取更多的权力，打破满清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加剧了清末政局的动荡，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在客现上延缓了中国地方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试论咸丰以后汉族督抚势力的崛起及影响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势力迅速崛起,权力不断扩大。清王朝的政权结构发生变化,中央权力严重削弱,地方权力增强。它是影响清末政局嬗变的主要力量之一。     

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明清督抚制度当承袭周秦以来的近官以京秩出监地方的监察制度,它与汉代刺史制度、使者巡行制度、唐代节度使制度等都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时,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总督制度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跨省置督,总领地方。清初的督抚也是出于监察地方和督察军事的初衷而署置的。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其权力和职掌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和洋务运动及其以后的变局进一步膨胀起来。在承袭与变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清督抚制度,其演变有着历史渊源、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它是中国古代监察官地方官化的典型个案,对我国近现代地方政治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清代部费问题研究

“部费”是清代陋规的一种,在钱粮奏销、官员升调、刑名案件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部费成因复杂。与清代财政体制、胥吏设置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部费的存在,在给清代财政、吏治等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清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清厘此弊,但并未取得可观成效。清后期,部费渐有公开、合法之趋势。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清入关前汉军举人群体考述

入关前，清（后金）共举行了三次科举考试，取中33人，其中汉军19名。依据16名的仕宦资料，可知清入关前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针对在职的汉军文人而举办的。以清入关为分水岭，之前多供职于清（后金）的中央政府，之后则主要任职于地方，为清朝统一全国、巩固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的变革

清朝特别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企图确保皇权的至尊、官员的清廉和吏治清明.文章重点对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几个方面的变革做阐述和分析.清朝廷不仅对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了修正,而且还创设了新的监察制度.由此,清朝的监察制度朝着专业性和近代性方向发展,其监察制度具有了新旧杂糅的特征,开启了近代监察制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