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问题清单与行动框架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为了确保巩固乡村脱贫攻坚与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需要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加以透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民生引领、品质共享”为价值导向,构建“多主体合作、动态化调适”的主体结构,发挥“精准供给、供需耦合”的功能效果,以“技术引领、规则协同”为驱动过程,实现“服务高品质、治理高效能”的目标结果。然而,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缺乏高效的联动融通、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不足、数字化赋能水平较低、质量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全过程质量治理理念,全面实现全主体高效能的联动融通、高品质服务的全流程追踪以及网链性制度结构的全周期改进,以此助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社会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根本上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主体对社会事业、社会事务、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管理过程中的根本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根据中国特色民生政治建设的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公平执政的要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四项任务,就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加快一体多元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建设;加强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加强依法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健全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依法维稳与依法维权相协调的制度机制,以及加强公平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实践现状、功能定位与制度设计

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监督体系已经具备了多元共治的基本形态,但“并行式”的审查具有较大的分散性,面临着单一主体审查能力不足和多元主体审查存在潜在冲突的现实困境。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建构,一方面能够通过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提供“个体借力”的稳定渠道,从而提高各主体独立审查的能力和实效;另一方面借由信息和专业优势的整合,增强协同效力形成监督合力,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发力”功能。在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统合、共识型纠错模式的现实需求以及权力协同监督的运行逻辑下,衔接联动机制成为审查监督体系良性运转的关键装置。进一步,应确立并完善移送审查、沟通会商、联席会议和研讨培训等制度,以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公共议程设置的适应性转换何以实现?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逐渐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议程设置的动态转换机制研究成为焦点。通过“二阶多源流框架”对公共议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生活与治理高度互嵌的基层场景中，公共议程设置目标的实现往往要经由二阶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以一阶议程的推进基础及其经验教训为逻辑起点，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发挥、社会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验共识的拓展迁移为前置要素，通过信任、学习与网络发展等关键机制，进而实现深层交汇的成熟“三流”。社区商居冲突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验证基层公共议程设置适应性转换的实现逻辑，进一步探讨公共议程设置转换的逻辑框架，提炼“中国之治”思路创新和环节优化之策。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历史合力论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意蕴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重大创新,在坚持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凸显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与人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辩证地诠释了历史的发展是一元决定论与多元互动论、主体意志与群体合力、一般规律和特殊表现的有机统一。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继承了历史合力论的方法论特质,既是对历史合力论的自觉运用,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补充、新发展、新贡献,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维与价值意蕴。     

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

公共事务是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开展.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旧格局,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单调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公共事务的新形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责任分担,平等竞争,利益共享的新模式,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     

复合治理: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初步应用

复合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参与、资源配置方式多元合力、价值目标多元兼顾的潜在优势,但只有多元主体形成复合理性,并建立制度协调、组织整合、功能协同、权责平衡、评估奖惩等具体运行机制,同时具备系列必要前提条件,才能促进村庄、社区、市场、政府以及国家等领域逐步走向善治。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

“乡土中国”最集中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随着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 ,“新乡土中国”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40年代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相去甚远。在“新乡土中国”里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主法治社会无疑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诚然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仰仗多元“合力”,通过架构和催生各种路径实现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诸种“合力”中 ,“制度下乡”是构筑现代性的“新乡土中国”民主法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     

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分析

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为政府供给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其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服务差的局限。多元主体供给公共物品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可行的选择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在保证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功能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求。     

文化视角下的民族团结教育实现问题

民族团结本质上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文化映射.故民族团结教育的实现不仅需要教育制度的创新,更需要民汉文化间鸿沟的弥合.文化的视角有助于克服“区别对待”的学术研究方式及局限于制度、技术层面的实现途径.融凝于多元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古就在多元与一体的显在与潜在交替中发展,因而基于从“多元”到“一体”的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构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与共处守则”为公共平台,并通过以国家核心价值与地方特性相融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用平等、尊重、对话为特征的教育方式来培育既体现本民族文化特点又能理解、尊重、欣赏异民族文化的文化主体,是其得以实现的适切途径.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政治协调的梗阻与政策路径

区域公共治理过程中,单一中心治理带来的政治协调的障碍主要在于: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区域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区域公共治理绩效评估的梗阻.从政策系统分析主要是三个层面原因:政策主体上,政府利益自利性侵蚀公共性;政策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缺失;政策组织上,科层结构导致传导机制扭曲.要消解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梗阻,选择或创新区域公共政策的政策工具、运行机制和政策过程,主要在于构建区域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体系、建设开放性区域公共政策体系、创新区域公共治理模式.     

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问题探析

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来源于创新主体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刺激与促动,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创新主体自身需要为核心的内在动力和以社会需要为核心的外在动力及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合力,即为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创新主体创新动力的作用机制,就是创新主体内在因素之间以及内部、外部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下创新行为产生的机理。     

从多元参与到公共协商：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转换与机制重构

儿童是缺乏完全行为能力而需要外力扶助的群体,儿童福利是需要外在支持才能实现的“积极权利”,儿童福利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建设实践中运行的多元参与机制,存在着主体责任游离问题,难以保障儿童福利权利的充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更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改进指出了路径,即由多元参与转向公共协商。而这需要构建公共协商的积极主体,建立常态化公共协商平台,构建公共协商规则,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重构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     

多元竞合是地方政府绩效改善的有效路径

政府主导是多元竞合的前提,公共精神重塑是多元竞合的先决条件,增益公众福利是多元竞合的目标;推动多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解决地方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矛盾,提高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帮助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上的困境。通过多元竞合来改善地方政府绩效,应当凸现多元主体的优势整合,清楚其界定产权,并保障信息在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