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转制度创新与农业现代化

土地、农民和科技是农业生产的三个重要的要素,也是当前农业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土地、农民和科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影响到农业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影响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现在土地、农民与农业科技的利用及流转方式是与传统农业形态相一致的,但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相矛盾,因此必须加以改革。本文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的高度出发,以农业经济增长、农民增收为切入点,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的土地、农民及科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即通过改革实现土地资本化、农民市民化、科技产业化。     

突破"三农"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求解

对马克思关于农业问题的理论观点进行与时俱进的解读,可以令人耳目一新.归纳起来,马克思关于农业问题的研究有五种重要观点,即农业是基础;劳动力所有权是农民的天赋权利;追求级差地租Ⅱ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方向和重点;要平等公正地对待农民工,打造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区分土地的"国土所有制"与"经济所有制","构建土地公有制-土地使用权混合所有制"新土地制度等,上述问题的研究对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下的土地撂荒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土地还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随着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是土地的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矛盾;二是发挥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农民对土地的保障依赖是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使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确保土地流转,加强土地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论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突出问题,而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当前,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成败的大问题.一、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农民积极性的发挥问题,即农民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积极性的发挥问题,其实质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妥善地对待农民的利益,是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群众关系的根本问题.经济上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是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建立、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民的利益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革命年代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富裕问题.要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突出的是解决农民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问题,核心是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     

太平天国经济政策主张与农民问题

为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天下"太平",太平天国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张.由于一些经济政策主张是错误的,直接违背农民的利益,而另一些经济政策主张又未能实施,农民问题依然.但是,太平天国平分土地的主张否定封建地主所有制,有利于农民摆脱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同时,太平天国主张发展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有利于"跳出"农业解决农民问题.     

新疆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几个政策问题

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经营土地是亿万农民主要的谋生手段。土地制度建设的状况以及土地经营的好坏,不仅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到亿万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从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和农民经营土地的好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供应状况,有着十分明显的制约和调节作用。因此,农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土地的问题;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     

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思考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能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取决于农村。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来对待。研究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对“三农”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分析和基本判断。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可以概括为:农业落后、农村不稳、农民贫困,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焦点是收入问题。解决我国的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我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化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我国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向新的“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将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理论依据,解决过剩的农业人口问题。     

外出务工、土地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新型农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豫南的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流转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务农人员中生产能手数量和其所在集体内可用于规模耕种的土地数量决定了适度规模可操作的规模上限,同时,当地经济水平和土地亩均受益决定了适度规模经营的规模下限。农业规模经营的大小与土地生产率和机械化程度无关,狭小的土地面积并不能阻碍土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推进。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大小是影响劳动力城乡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影响土地的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适度农业经营规模的实现取决于非农收入或者说种植业以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对农村土地管理使用中出现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P109)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民的最主要利益与土地密切相关。农民问题根本上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农民的根本利益,乃至整个农村的稳定。2008年9月3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和河南两农业大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他指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国家要把解决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在现阶段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农民太穷,农民太苦;农民太弱;农民日益边缘化。要解决农民问题,唯一的出路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逐步建立新的体制,才能逐步使农民减少,才能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才能逐步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     

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公共物品供给策略及政策效应

在“城乡分割”状态下公共物品供给是非均衡的,公共物品非均衡供给一方面与城乡二元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违背了效率原则。在“城乡统筹发展”目标模式下,公共物品供给应坚持对城乡居民实行均等化的策略。公共物品均等化服务有两种选择:一是初始条件下的均等化服务,二是增量调整下的渐进性均等化服务,而后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在实践中,统筹城乡发展的财政措施产生了积极效应。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意义重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土地补偿、社会保障、农民发展等现实困境。为解决难题,需要构建合理的安置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安置政策机制、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培养机制、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在具体安置过程中,要集政府、新农村建设承接企业、失地农民三方力量,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安置,变一次性安置为持续性安置,共同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     

试论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对整个中农阶级采取了团结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过偏差和失误,但还是最终团结了广大中农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正确划分中农的阶级成分是团结中农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农以看得见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单纯贫雇农路线”两种错误倾向;对富农阶级的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团结中农的效果;必须动态地观察中农问题,根据中农阶级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察中农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城镇化

要解决"三农"问题,仅仅局限于农业这个小圈子是不够的,仅仅依靠农业本身来挖掘增收潜力也是有限的,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通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为了促进农民非农化,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秦皇岛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政策研究

被征地农民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尽快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介绍了秦皇岛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情况,并指出了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主要包括土地补偿标准过低,给付待遇水平低,政府补助比例较小以及保险精算理论不足而导致保费偏高,最后,通过保险精算手段得出不同的给付水平、性别、起领年龄、投保年龄以及预定利率,算出的应缴保费都有所不同。根据秦皇岛市目前实施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易造成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应加以完善。     

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论资源型农村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政治热衷

资源型农村由于有村民共同关注的资源利益,有村庄公权力价值的提高和农民效能感与素质的提高,出现了农民对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政治热衷,形成了全民参与、主动参与和全程参与的局面。农民的政治热衷在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影响农村发展,需要正确引导和制度规范。     

现代化转型中法治秩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融合*--基于两起土地纠纷案例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探讨

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了市场行为、行政行为对中国农村的日渐渗透以及农村各类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与频发。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土地纠纷的处置更多受到乡村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也更多取决于其所最为认同的秩序基础及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赢官司不打”，一方面反映出行政逻辑对法治逻辑的侵蚀破坏了法治在农民眼中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严肃性，目前正式法律途径对土地财产权的保护不完全也限制了农民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不能完全寄托于法治化建设。应培育一种基于法治逻辑的新秩序，并与基于社会关联的既有乡村秩序相匹配、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多元协同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     

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