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表现及成因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实然属性,主要表现为"内在非公共性"和"外在非公共性"两个方面。"内在非公共性"主要源于公共政策的阶级性、"负外部性"和"非普适性"。"外在非公共性"主要源于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非公共性、公共政策目标的短期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性以及公共政策过程的单方面性。     

相互承认的表达: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大众传媒功能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有效工具,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转型期中国,随着大众传媒治理结构的变化和技术发展,大众传媒成为政策系统中各种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承担了实现政策辩论、优化公共政策的责任,是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变量.公共平台作用的良性发挥,取决于"相互承认的表达"规则的确立与执行.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公民参与

我们主要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特定涵义入手,分析造成我国公共政策"非公共化"主要原因,并提出根本性的因应之道--公共政策过程积极而有效的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内含着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但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以及政府的内在性侵蚀公共性使得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美德以及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衡平方能实现对其伦理价值偏离的矫正.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整合

米尔斯将社会问题界定为"公众论题"而非"个人困扰"的观点已经被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它也是社会问题"公共性"的重要根据,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则表现为其突出的"群体抗争"和"团体诉求"的特点。"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研究了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到解决的过程,它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性"的共同本质下实现了二者的联接和整合。     

多元利益的均衡和协调:和谐语境中公共政策的新取向

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似乎已经被多数学者认同,然而他们在对公共利益界定时却显得困难重重,公共利益在政策实践中也异化频频.因此,在和谐语境下,公共政策与其强求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不如保留其"公共性"之内核,并围绕这一核心将多元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作为公共政策的新取向.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衰减:风险分析及其治理

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性的基本维度.公共政策必须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依归,实现公共化运行.然而,在实然层面却存在着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的风险.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化运行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前提,提升公众参与水平是根本保障,推进信息共享与程序正义是内在要求.     

民生问题视域下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探析

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民生问题，民声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公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民生问题为导向，理性地探讨和审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并对当前的公共政策公共性流失风险进行反思和探索，认真研究其规避路径，从而遏制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风险，促使民生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作用与局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大众传媒

政策制定是一个由诸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阶段的功能是呈现问题、制造舆论,在政策规划阶段表现为政策方案的优化和纠错功能,在政策合法化阶段则主要提高政策知晓度、增强政策认同感.大众传媒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限表现为"公共性"之匮乏.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

公共领域的存在必要性缘于以下事实: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发现和创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根本特点是其间接或直接的可分享性。我们的自我是普遍自我和特殊自我的统一体,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能够存在,以及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为什么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论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策问题构建日益成为政策分析的首要环节和政策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其实现价值诉求的必要途径,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合法化程度提升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这一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却是不充分的,并表现出零散性、附属性、单一性和突进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以政策问题构建为核心,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互动现状出发,完善公共决策政府议程的全面公开机制。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