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上级政府激励与同级政府竞争——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

本文以豫北梨镇的河道专项治理的行动事件为分析文本,将河道治理作为一个"事件",放置于动态化的运动式治理"过程"平台之上,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在环境保护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尽管环境治理能够被列入市级政府的年度规划中,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注意力分配不均及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常规环保治理的绩效有限,导致多年来难以彻底解决河滩违建养殖问题。在中央政府"清四乱"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市政府把财政资金向乡镇政府河道治理倾斜,乡镇政府则通过河道专项治理的方式成功完成治理任务,顺势转型为新型常规河道治理,有效地维持了河道专项治理的绩效。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性政治激励、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纾解、基层政府的行政注意力分配、基层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等等,是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大获成功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的专项治理能够获得成功,需要上述条件的完备。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并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35家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使用有序概率模型(OProbit)考察了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表现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新增投资是政府支持提升返乡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3)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即缺乏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企业能够从政府支持中获得更大的绩效收益.指出返乡创业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充分发挥农民在返乡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扩大政策信息的传播范围,并且逐步提升创业者的政策素养.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区域生态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政府对生态资本运营重视不够、生态产品市场消费不足、企业对生态资本运营意愿不高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态资本运营绩效评价的缺失。应遵循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根据生态效用价值取向、生态要素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以及生态文化价值取向来设定经济绩效、生态绩效以及社会绩效"三位一体"的绩效评价维度,构建包括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在内的三级区域生态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发现,恩施州生态资本运营绩效整体较好,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呈稳步上升趋势,但生态绩效波动较大。     

打造连云港市为世界注意力经济亮点的战略思考

针对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连云港所特有的区位优势和机遇,提出了将其全力打造成为世界注意力经济亮点的发展理念,并就实现这一主题的具体运作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实施步骤和重点打好“陆桥、政策、节会、企业、文化、开放”等6张牌,以及相应的保障举措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展示了提升连云港城市形象、扩大对外辐射力和影响力、增强区域竞争比较优势,以及成为世界目光聚焦点的宏伟愿景。     

鲜艳的新亮点 亮点一 “精”中选“精”

入展的科研单位将“精中选精”,还要看他们是否能够与温州的企业“对接”和今后科技交流的延伸,是本次轻博会“科技交流版块”的主要亮点。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生态。本文以注意力为分析视角，构建“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竞争—注意力持续”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X区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揭示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创新泛滥的状况。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呈现由强确定性变为弱确定性的特点。诱发创新主体注意力竞争性的变化，由弱竞争性变为强竞争性，而基层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支持创新主体注意力强竞争性的要求。同时，领导注意力持续性的间断性变化导致了对“伪创新”的制度性包容，最终导致了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产生。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思考

通过对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费公路盈亏情况进行对比,从“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调整角度寻求提高收费公路行业整体经济绩效的途径。分析认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行业发展提供了助力,但是也造成了部分地区公路项目过度超前规划、统贷统还政策适得其反、行业债务风险较大3个方面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应在公益性项目与市场化项目细分的基础上改进统贷统还政策,提高公益性公路项目;东部地区应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体系,用交叉补助形式缓减中西部地区公路建设资金压力。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PPP项目控制权的实际配置,但鲜有学者量化分析关系治理与控制权的关系。开发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量表收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关系治理、控制权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和承诺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整体上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并恪守承诺有助于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提升项目绩效。（2）合作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沟通与社会资本的产品（服务）定价、特许经营期和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通过协调合作、密切沟通,提升项目绩效的关键路径并不是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私双方的信任、承诺、合作和沟通的关系情景,动态调整授让给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结构,以便有效发挥关系治理和控制权配置协同改善PPP项目绩效的作用。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智能花生和葵瓜子剥壳机

复杂性现实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多政策目标的组合治理正在成为基层政府激发执行创新、平衡效率与风险的真实施政状态。以西南N省S县的精准扶贫经验为例,考察了该县“环保嵌入扶贫”的双元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环保嵌入扶贫”塑造了实体嵌入和形式嵌入两种形态。县级政府通过重塑县级指挥部机制和第一书记驻村的组织基础、环保导向下扶贫资金统筹与分配的政策基础和创新产业转型模式的产业基础,奠定了实体嵌入的制度结构;通过政策目标组合中的注意力分配、组合模糊的责任清晰化运作以及任务迎检中软硬指标的灵活管理,形塑了形式嵌入的科层逻辑。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