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词语古今注译考辨

<史记>中"狩河阳"之"狩"是以天子冬狩以避"晋侯召王"之讳,而非巡狞之义.<淮阴侯列传>"胁燕"之"胁"可以释为"胁服",即胁而使服.<史记><新序>"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的"注""绝"相对,断绝齐秦之要,根据"要"的比喻用法及上下文语境,理解为打通了齐秦之间的障碍还是应该比较符合原意的.     

《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书>文学研究从古至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古代<汉书>研究历史,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总体评价较高.现代以来,特别在当代,较之<史记>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汉书>文学研究不但相对冷落得多,而且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架构和综合研究,对<汉书>的文学评价至今仍基本在低调徘徊.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状况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承认<汉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     

《全清词·顺康卷》黄生词辑补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文人别集中,有清康熙刻本、明遗民黄生所撰<一木堂诗稿>十二卷,其中末卷为<诗余>,收词54首,为<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及相关辑佚类论文所阙收,今特为辑出,以供研究和<全清词>再补.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论谶纬对《汉书》的影响

谶纬是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班氏父子皆通于谶纬之学,且<汉书>形成于谶纬鼎盛时期,因此<汉书>自然多受谶纬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汉书>将"尧后火德"思想作为揭示西汉一朝兴衰的主线,此外,<汉书>颇重灾异与祥瑞.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谶纬是<汉书>神化汉代帝王、丑化王莽的重要媒介,谶纬往往被视为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从叙述层面来看,<汉书>对谶纬颇有兴致,不仅记载了许多谶纬的源流,还详细描述了一些符命的具体内容和形态等.     

俗世·男女·梦——评小说《青瓷》和《红袖》

小说<青瓷><红袖>发表以来,在社会上激起了较大反响.作为新世纪比较成功的通俗小说,它们揭密了当代社会某个角落的黑幕,逼真地再现了经济社会里人们对权钱的强烈渴望,以及在钱权驱使下的欲望膨胀和人性堕落.浮石的商场小说,常常选取利益与权力的纠缠和共谋,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进行叙事.从<青瓷>到<红袖>,作家的写作姿态和价值观还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移和提升.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别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并不直接与历史的主要情节发生联系,但在整个<史记>叙事中却是重要的环节.缺少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不仅情节结构上会有缺陷,而且会极大影响历史意义的解释与表达.有相当一部分微小事件在<史记>叙事中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史记>中的"蝴蝶效应".     

清代《大学》研究的新趋向

清代<大学>研究,有三个新的趋向:一是重考据学的方法;二是<大学>研究经学化;三是<大学>研究经世化.当然,清代仍然存在大量"述朱"、"述王"的<大学>研究之作.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清人<大学>说,仍是承宋、明儒而来,完成了<大学>研究的"否定之否定",也能对前人的研究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对清人<大学>研究的梳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清代理学发展更复杂的一些层面,也能深切感受到清人朴学研究方式与义理阐发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胡渭《禹贡锥指》的研究方法与成就

浙江大儒胡渭贯通经学,精熟舆地,撰有<禹贡>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禹贡锥指>二十卷.胡渭综合运用博征文献、援经证经、详度地势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禹贡>的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作了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蔡沈旧传讹误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梳理厘正,体现了胡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卓越的考据水准.然而,胡渭考据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清人丁晏<禹贡锥指正误>对此多有匡正.     

由《钦定学政全书》看清前期科举的人才选拔制度

<钦定学政全书>是一部清前期官方颁发的教育"全书".其中部分文献资料如<贡监事例><学政关防><考试场规>等,可考见清前期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部分资料如<寄籍入学><清厘籍贯><录送科举><学额总例>等,对当今的高考制度建设亦不无启示.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